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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電影院》替米拉麥克斯奪得不凡成績時，哈維和鮑勃用無法回絕的價錢買斷了製片人。溫氏兄弟告訴他們：我們現在就可以付錢給你們，也許你們還在資助其他影片，但誰知道以後的結果，一無所有獲都有可能，我們說不定馬上就會改變主意。這話果然奏效。
奧斯卡評獎時間到了，《天堂電影院》居然獲得一個最佳外語片獎提名。那年米拉麥克斯的行情漲得令人嫉妒，他們還拿到另外六項提名，其中五項是給《我的左腳》的，而索德伯格獲最佳原創劇本獎提名。
各家公司開始給學院的成員們送上供審片用的錄影帶，這是業界的一種慣例。“錄影帶就是我們為《我的左腳》做的一切，”哈維說，“我們沒有錢一場接一場地放映，去收買人心、舉辦豪華聚會。”哈維的宣傳活動特別倚重名角的個人表現。他說服導演吉姆·謝里丹和製片人諾埃爾·皮爾遜（Noel Pearson）回洛杉磯做他們在好萊塢的老關係網的工作，他們的投票對學院獎的結果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皮爾遜連軸轉地用早餐、晚餐等方式討好評委，最後以幾場由好萊塢愛爾蘭社群的臺柱人物吉恩·凱利（Gene Kelly）和卡洛爾·奧康納（Carroll O'Connor）舉辦的幾場小型晚餐會達到高潮。聚餐成為娛樂小報和花邊新聞欄目的報道物件，這反過來又引發更多的談資。他甚至讓戴�劉易斯在參議院代表《殘疾法案》做證（批評者說此舉將不利於他獲奧斯卡獎，但是，據哈維說投票活動就在那個時候舉行）。
冒險事業1990—1992（5）
溫氏兄弟不是第一個使用這些技巧的人。大製片廠的人在Bel Air和Brentwood他們的寓所放映完參評奧斯卡獎的作品後就請名人主持內部餐會，但沒有人會想到對獨立電影和外國電影也可以進行同樣的宣傳活動，米拉麥克斯大膽地開了這個先河。“那時，大製片廠在奧斯卡的門檻上設了一把鎖，因為沒有一部獨立製片電影會舉行強大的攻勢。”哈維說，“我們唯一能做的改變規則的事情就是不要坐以待斃，因為有些人的資金更雄厚，權力更大，影響更大，我們只能做些游擊隊式的宣傳活動。”前宣傳員馬克·烏爾曼回憶道：“你舉辦晚會社交活動，在那裡宣傳叫賣會顯得很自然。更多的人可以心口相傳。”這種聚會在宣傳外國影片、引薦尚未進入圈子的導演方面非常管用。在海外，米拉麥克斯則把“吃飯、致辭、放映”的一套做法引入倫敦、羅馬等任何學院評委的活動之地。
策劃過幾場米拉麥克斯宣傳造勢活動的烏爾曼接著說：“如果僅憑一票就可以拿到一個奧斯卡獎，他們不會費心考慮去誘惑其他評委。他們放映的場次和地點比別人都要多。他們在電影離休人員之家放映過幾場，因為有不少評委住在那裡，雖然有人生活需要別人照料。他們會在聖誕節和新年假期去評委們度假的地方放映，如果評委去了夏威夷，他們就會跑到夏威夷去。他們也給評委家裡打電話，既然不允許公司這樣做，他們就僱願意幹活兒的人去替他們遊說。這些人不少是老好萊塢圈子裡的人士，一年有52個星期跟米拉麥克斯式的電影毫無關係，但他們認識學院成員，他們在評獎期間全講米拉麥克斯的好話，幾乎亦步亦趨。
如果獲得導演、影片、演員、劇本這些重要獎項以外的服裝或者音樂提名，他們就可以宣稱獲了10項而不是7項提名。他們盯著評委名冊，開始日夜不停地做工作。他們常常一起坐下來逐一研究——“誰知道怎麼可以認識這個人？”有時哈維會親自打電話。後來米拉麥克斯逐漸壯大起來，開始投資製片，哈維給某個導演或者演員打電話時就說：“我很願意以後能有機會跟你合作。你不覺得《鋼琴課》挺不錯嗎？”
然而，搞定丹尼爾·戴�劉易斯卻沒那麼容易。他是英國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