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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書院籌辦階段，他便開始與被聘來任教的幾位常識淵博的故交，就這些實際情況做了深入的溝通，而能被房玄齡看重，並費心請回任教的人，自然也不會是些不通世事的木頭人，對於房玄齡的擔憂和對未來的期望，以及定下來的教育目標，他們也是極為認同的。
在這種前題下，致知書院的課程安排，就顯得格外地與眾不同。房玄齡將永寧那份脫胎於勤工儉學的節流計劃，改頭換面，結合實際情況重新安排之後，學生們在書院期間的學習安排，便被分成了兩大部分，一部分便是理論學習，另一部分卻是實務學習……
對那些寒窗苦讀多年，只等著一朝躍龍門的學生來說，都不是很能理解書院的這番安排，畢竟在這些讀書人看來，他們的正事也只有讀書一項，至於書院安排的那些需要非常接近大眾的“工作”，在他們眼裡就是不務正業。可是心裡彆扭歸心裡彆扭，縱使有心反抗，可是在李治被永寧特意打發過來發表了一通很看好致知書院在這方面的安排的言論之後，便再也沒人敢多說些什麼了。畢竟他們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做官，那麼又怎麼敢在這個時候跟著皇帝對著幹？皇帝既然說好，那麼便是不好，也是好的
不過在經過了大半的學習與實習生活之後，不少有慧根的學生就已經多少都有了些不同的領悟，在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進步的同時，也隱約地明白了書院這樣教導他們的用意，心底湧起的感激便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的了。
而與致知書院一起問世的《格物論源》，在經歷了初期的好奇之後，已經穩定住了一部分的讀者群，而且也由於開刊時由房玄齡親自邀稿的幾篇重量級文章的出現，又有永寧、房遺則的精心策劃，一場思想解放的運動已經在悄無聲息之間開始了萌芽了。
在《格物論源》之後，不少人都對刊物這個新奇的東西發生了興趣，一時之間去相關部門申辦刊物的人是絡繹不絕，但是在李治的三令五申之下，監管部門的負責人卻是沒膽量在這個時候給誰開後門的，可是即使是嚴格按著規定來辦，僅僅半年時間，長安城便多出了兩份報紙，四份期刊。
在永寧暗地裡的大力支援之下，房遺則揹著房玄齡，又悄悄地申辦下來了一份報紙的刊發權。這份中規中舉的報紙的命名權，卻是被李琮搶到了手，五皇子殿下以圍觀黨的身份，在聽房遺則詳細描述了報紙的內容和功能後，貌似不經意地給起了個《大唐上下》的名字，然後同樣的圍觀黨李治和永寧便很給面子地表示，這個名字很好，再然後房貴則便抽搐著眼角拎著五皇子殿下的墨寶回去了……
也正是這份名為《大唐上下》日報，開啟了大唐廣告業的時代征程，也讓更多人認識到了刊物的可塑性。本來只拿它當作一個新興事物來欣賞、觀摩的人，經過《大唐上下》的啟發，對此投入了更大的熱情，而由於監管部門的有力限制，刊發的內容積極向上，無限地向著李治和永寧當初所預期的方向靠近著。
也是在《大唐上下》問世之後，李治才明白過來，這份報紙才是永寧留給致知書院的開源之策。如今不少書院的學生都在各期刊做著兼職，印證這些年所學知識的同時，也在不停地與各階層人士打交道的過程中，學習到了很多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而有了致知書院做出了成績為榜樣，長安城裡的各家書院都開始有樣學樣的鼓勵學生們在外兼職。
也有些書院開始嘗試著申辦刊物，即使一家的能力不足，可是幾家合辦，還是可行的，雖然其中多有攀比之意，但是有壓力便會有動力，為了創銷量，他們必然需要將自家的刊物辦出新意，而這新意在李治的授意下，監管部門的引導策略還是很有力的，於是一些有思想、有內涵，也有些離經叛道的內容悄悄地出現在了讀者眼前，從而引起了一波浩大的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