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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原本是大使職責範圍內的事，意見本身也是對的。然而當時極&ldo;左&rdo;思潮已在國內形勢氣候，上述意見被認為是反對&ldo;大躍進&rdo;。另外，也有人向外交部打&ldo;小報告&rdo;，說柯柏年在使館內領導反右派鬥爭不力，於是被調回國。
1959年，柯柏年被任外交部所屬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這一任命本是對他的降職使用！然而這位書生氣十足的外交官卻很高興。他多次對人說：&ldo;在研究所工作四年是愉快的。到底是研究機關，有時間看書，學術空氣濃。我聽到很多對國際問題的不同意見，在外交部是聽不到的。&rdo;
50年代，柯柏年對中蘇、中美關係就有很獨到見解，這些見解有一些看起來還與當時中央的宣傳相悖。他認為，中蘇關係交惡始於中蘇&ldo;蜜月&rdo;期。還在史達林時期，蘇聯就曾多次提出了侵犯中國主權的要求，但沒能得逞。又從經濟上打壓中國。例如：當時盧布對人民幣比價，官價是1：10，市場價是1：4。我國在與前蘇聯貿易中卻一直用官價交易，這種明顯帶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霸道做法，使中國吃了大虧。但那時西方封鎖我們，我們是啞巴吃黃連，處境極無奈。
柯柏年認為，中美關係要分兩步走，第一步，要讓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這樣兩國在建交前可以透過民間渠道做很多事情；第二步，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儘快把蔣介石趕出聯合國。
文化大革命時期，外部日常工作仍由陳毅、姬鵬飛、喬冠華主持。他們保護了近90名大使，只有十多名大使不在保護之列，當時任丹麥大使的柯柏年不在保護之列，因為柯柏年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入黨介紹人。
受難大使們平時掃廁所，並隨時聽從召喚，接受批判鬥爭。柯柏年不認罪，也不按照造反派要求說違心話，因此受到更多人身侮辱。一次，柯柏年挨批鬥回家，頗為得意地對孩子們講，他們（指造反派）說我是王光美的&ldo;死黨&rdo;。我對他們說，我是王光美的入黨介紹人，王光美是我的&ldo;死黨&rdo;才對呀！
1968年，周總理指名查問柯柏年的下落，十多名受難大使才被全部解放出來，但外交部並未安排他的工作。在這段時間裡，柯柏年也沒閒著，看書、聽唱片、解數字題、裝半導體話匣子，他將賦閒生活安排得其樂融融。
柯柏年看書十分博雜，除了線裝古書《四部叢刊》、《四庫全書》、淅刻《九通》、《二十四史》（這些都是1949年進城在琉璃廠購得）外，馬列著作、文學、歷史、考古、科技、數字、音樂，甚至無線電都是他喜歡的讀物。柯柏年還有一個習慣，無論看什麼書，經常有感而發在邊邊角角加批註。所以他看過的書往往布滿了硃色和黑色的塗鴉。直到1973年，柯柏年才出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
&ldo;文革&rdo;結果後，柯柏年改任外交部顧問。他翻譯了周總理生前交辦的澳大利亞作家麥克思韋爾的《印度對華戰爭》，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英文譯稿的審定工作，並被中國翻譯工作協會聘為顧問。
1978年，就外交戰線撥亂反正的問題，柯柏年提了幾條建議。其中有兩條建議十分尖銳，引起了與會者的共鳴，這兩條建議是：一、&ldo;文革&rdo;以來一直在宣傳中國是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認為借債恥辱。其實，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都需要借債以維持經濟工作的正常執行。因此，應將&ldo;無債光榮，有債可恥&rdo;的舊觀念轉變為&ldo;有債正常，借債合理&rdo;的新觀念，當然還要量力而行。在當時，柯柏年能提出這條意見是需要有經濟學知識的。二、中國是個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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