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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一個叫弗朗西斯·蓋爾頓的科學愛好者是布羅卡最早的追隨者，他用繼承的一筆遺產資助不同的研究專案，包括統計學和生物學領域的。不久，他也開始測量人身體上的一切，盡一切努力科學地區分人的多樣性，他周圍的人都認為他行為古怪，不可理喻。在對人類的分類方面，他形成了個人的迷人的觀點，而且他的觀點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論不矛盾。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達爾文絕非頑固的種族主義者，他傾向於減少偏見。從他的一些論述中，我們可以推測出，他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人類由於生物的類屬，是彼此平等的。但他的許多追隨者不承認這一點，例如堅信“適者生存”的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他在19世紀後期一系列流傳極廣的讀物和隨筆中，證明社會等級是正當合理的。如果可以用科學來說明社會等級，那麼它對文化差異也同樣有效。維多利亞時代是一個迷戀社會等級的時代，先是“強權就是公理”，然後，這些“強權者”認識到應當“科學地”定義文化之間的差異，因此優生###動悄然興起。
這個運動一開始極其幼稚。所謂的優生事實上指的是“好出身”（誰能對此持反對意見？），這個觀點事實上古亦有之。例如，古猶太法《猶太法典》對男子有這樣的規定：要求他們不惜賣掉所有的財產以娶學者的女兒為妻，這樣會使他們的孩子聰明（學者女兒的聘金很高）。當時已是19世紀的後期，但優生學大受歡迎，其原因很複雜，而且明顯帶有維多利亞時代的特有痕跡。能從遺傳學這樣的新興學科以及自然人類學中找到與財富、身份有關的“科學證據”，無數人會著迷的。因此它一經興起，便很快大為流行。
1907年，“遺傳教育團體”在英國成立，這是蓋爾頓引以為榮的一件事。它正式的目標是透過有選擇地生育“適者”，以改善人類的基因庫。它的影響迅速擴充套件到了美國，因為美國的文化特別傾心於那些透過應用科學知識以促使自我完善的理論。很快，“適者家庭”的競賽遍及美國社會，誰的家庭擁有更多的聲望和勳章，誰就是“最適者”。優生學的影響也波及歐洲，成為德國種族清洗的罪惡發端。
優生###動的初衷是促進社會教化，但它的作用很快被歪曲了，在1910年後的20多年裡，它為美國強迫智力低下的人接受絕育手術做科學辯護。它也被用來解釋不人道的種族歧視性的移民考試和名額限制（20世紀20年代大多數極端貧困的東歐移民是文盲）。20世紀40年代，納粹迫害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及其他“低等團體”時，也是利用優生學的原則從科學的角度證明其“合理性”的。人類學在“實用性”方面似乎比任何學科都有優勢。
因此不難理解，在納粹的可怕暴行之後，為什麼庫恩極力表明自己的觀點沒有任何政治目的。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依然存著種族隔離的思潮，如果他在自然人類學的研究中加入絲毫的政治色彩，那已經開始癒合的傷痕會重新疼痛起來。與此相反，他認為自己提出的種族與種族之間的區別是客觀的科學的事實。“不論訊息好壞，不能責怪信使”，這便是他的初衷所在。但是他自認為客觀的結論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沒有實驗來證明他提出的基因假說。究竟人類的基因是如何描述人與人的差別的？
對人類多樣性的研究（1）
20世紀以前，對人類多樣性的研究，只停留在肉眼所能觀察到的範疇。布羅卡、蓋爾頓還有歐洲和美國的生物統計學家們所做的不計其數的研究，在自然人類學史上被稱為“收集”階段——在一個學科開始發展的時期，還沒有產生能對大量積累的資料進行分析的系統理論。面對越來越繁雜的人類生態學的資料，研究者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使重新定義的遺傳法則和已經收集到的遺傳資料一致起來。人類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