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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如果能全面發展,經常不斷地回應時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個足夠穩定的制度。停滯是制度老化、制度毀滅的前兆。所以,蘇聯社會根據新時代的要求進行改革,就成為歷史的需要和必然。它無疑應該早在幾十年之前就開始,如果當時就去完成這樣一個複雜的過程,無論是經濟條件、社會條件還是其他條件,顯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瞭解的那樣,這一過程直到1985年才到來,而它的道路上鋪滿的已經不是玫瑰,而是荊棘。我想細述的正是這個問題,即關於&ldo;改革&rdo;和&ldo;改革者&rdo;的悲劇,關於我國人民的大悲劇‐‐當時,我身處這些事件的旋渦之中。
經濟:&ldo;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腳&rdo;
應當承認,我國在著手改革時,它的領導並沒有以應有的方式深入評估進行改革應採取哪些相互聯絡的必要步驟,以及由此產生的長期後果。我想,說來也真是遺憾,那些指責20世紀80年代改革行動缺乏明確綱領的人是正確的。當然,他們沒有考慮必須採取某種決定的具體政治環境,但這一點並不能否定,他們的指責在本質上是正確的。不過以我的觀點來看,當時有一點倒是現實的,也是正確的,那就是決定改革從經濟開始。其實,戈巴契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對國家經濟做一番改革。
硬性計劃經濟體制是上世紀30年代建立的,它順利完成了工業化任務,並對戰勝希特勒德國起到保證作用,使得在難以想像的短時期內恢復國民經濟成為可能,而在&ldo;冷戰&rdo;年代,則建立了同西方的軍事均勢。但生活不會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漸開始有所感覺:蘇聯的國民經濟還無法完全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社會經濟需求,也無法解決國家發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為重要的任務。
這就需要找到國民經濟執行的更為有效的手段。上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就搞過一次經濟改革。但他並未觸及社會主義體制的基礎,僅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給企業。當時我是烏拉爾機械廠的總工程師,後來又當上了總經理,我們當時曾感到非常滿意。
總的來說,改革促使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達到了最高的經濟指標。遺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後,柯西金的改革逐漸自生自滅。後來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雖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對改革加以恢復和完善,卻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成績。
到了1983年,新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公開下達任務,要大家把現在究竟生活在什麼社會的問題弄個明白。這是個十分嚴肅的問題:必須重新判定國內已有制度的本質,它在人類歷史上所處的地位。與此同時,安德羅波夫又委託政治局委員戈巴契夫、政治局候補委員多爾吉赫、中央委員會經濟工作書記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經濟領域出現的局勢,並就經濟改革提出建議。在兩年時間內,我們就這一問題開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學者、專家、生產一線的工作者,並成為1985年戈巴契夫在蘇共中央4月全會上作報告的基礎。再以後,在整個80年代後半期,蘇聯政府始終緊張地進行著制訂經濟改革具體途徑和方法的工作。
為了讓經濟取得&ldo;喘息&rdo;機會,需要解決一系列原則性問題。如果對問題的根本加以審視就會發現,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與生產手段和勞動成果越來越明顯的相離異的現象。由此產生了勞動者對勞動負責、提高勞動效率和質量的動因明顯不足。於是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所有制及其發展前景的問題。正如所知,我國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國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體農莊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漸具有了國有的特徵。考慮到學者們的意見和國外經驗,我們認為,在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