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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徹底，與世隔絕，中國大陸時期的木心沒有任何舉動試圖見光。到紐約後，帶著不知饜足的文學的貪婪，他在恢復寫作的同時，靠中國臺灣版譯本找回被阻隔的現代文學圖景，與他早年的閱讀相銜接。久居紐約的港臺文人對他與世界文學的不隔，鹹表驚異，他們無法想像木心與李夢熊在封鎖年代的文學苦談——「出來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說——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對話的人，他幾次嘆息，說，你們的學問談吐哪裡及得上當年李夢熊。但木心要說話，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學世界，印證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將我們這群人權且當作可以聆聽的學生。
多少民國書籍與讀者，湮滅了。木心的一生，密集伴隨愈演愈烈的文化斷層。他不肯斷，而居然不曾斷，這就是本書潛藏的背景：在累累斷層之間、之外、之後，木心始終將自己儘可能置於世界性的文學景觀，倘若不是出走，這頑強而持久的掙扎，几几乎瀕於徒勞。
一個在八十年代出道的文學家，能否設想木心的歷程？一個研修文史專科的學者，又會如何看待這份文字？木心不肯放過文學，劫難也不曾放過他，但我不知道他怎樣實踐了尼采的那句話：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固然，尼采另有所指，尼采也不可能知道這句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境——在這大語境中，木心怎樣營造並守護他個人的語境？去年秋，木心昏迷的前兩個月，貝聿銘的弟子去到烏鎮，與他商議如何設計他的美術館。木心笑說：
貝先生一生的各個階段，都是對的；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不是反諷，而是實話，因為實話，有甚於反諷——講課中，他說及這樣的細節：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國慶十週年夜，他躲在家偷學意識流寫作（時年三十二歲）；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與李夢熊徹夜談論葉慈、艾略特、斯賓格勒、普魯斯特、阿赫瑪託娃；七十年代他被單獨囚禁時，偷偷書寫的文學手稿，我親眼看過，驚怵不已：正反面全都寫滿，字跡小如米粒；八十年代末，木心年逾花甲，生存焦慮遠甚於流落異國的壯年人，可他講了五年文學課——我們交付的那點可憐的學費啊——九十年代，他承諾了自己青年時代的妄想，滿心狂喜，寫成《詩經演》三百多首；新世紀，每回走去看他，他總引我到小陽臺桌邊，給我看那些毫無用處的新寫的詩。
在與筆記再度相處的半年，我時時湧起當初即曾抱有的羞慚和驚異，不，不止於此，是一種令我畏懼到至於輕微厭煩的心情：這個死不悔改的人。他摯愛文學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與世隔絕。這本書，布滿他始終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數家珍的文學聖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樣持久地影響了這個人。
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魏晉或唐宋文學、伊莉莎白或路易王朝文學，各有專家。其他國家所修的世界文學史又是怎樣講法呢？當年鄭振鐸編撰《文學大綱》，想必也多所參照了外國的寫本。迄今，我沒有讀過一本文學史，除了聽木心閒聊。若非年輕讀者的懇求，這五冊筆記不知幾時才會翻出來。其實，每次瞧見這疊本子，我都會想：總有一天，我要讓許多人讀到。
或曰：這份筆記是否準確記錄了木心的講說？悉聽尊便。或曰：木心的史說是否有錯？我願高聲說：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觀點是否獨斷而狂妄？嗚呼！這就是我葆有這份筆錄的無上驕傲——我分明看著他說，他愛先秦典籍，只為諸子的文學才華；他以為今日所有偽君子身上，仍然活著孔丘；他想對他愛敬的尼采說「從哲學跑出來吧」；他激賞拜倫、雪萊、海涅，卻說他們其實不太會作詩；他說託爾斯泰可惜「頭腦不行」，但講到託翁墳頭不設十字架，不設墓碑，忽而語音低弱了，顫聲說：「偉大！」而談及薩特的葬禮，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