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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給讀者以希望，不忍心覺新在他筆下死去。
巴老和他的兩個哥哥（2）
我過去不完全理解父親。我雖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滿他扔下母親和五個子女。我為此還和巴老辯論。巴老給我看了我父親給他的僅存的四封信，才接觸到父親的心靈，儘管我仍不贊成他自殺。他不是不熱愛和留戀生活，更不是迴避矛盾拋棄親人。他閱讀《新青年》雜誌，喜歡狄更斯的小說《大衛·考柏菲爾》，愛聽美國唱片《Sonny Boy》。家庭破產，父親覺得對不起全家，企圖自殺，正因他捨不得家人，寫了三次遺書又三次把它毀掉。最後一封遺書中寫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騙人呢。……我死之後不用什麼埋葬，隨隨便便分屍也可，或者聽野獸吃也可。因為我應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從重對我的屍體加以處罰……”（這是我以後讀到的）。自殺前二十多天，父親借自己的生日，請了全家人（包括傭人）看戲，以示惜別。父親自殺當夜，他幾次來看望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第二天早上，全家亂成一團。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開父親的眼睛，希望把父親叫醒，但這時已“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
巴老的三哥李堯林比巴老只大一歲多。兩人從小住在一個屋子，一起上外國語專科學校讀書，一起外出求學，直到堯林上大學才分手。巴老稱三哥是“世界上最關心他的一個人”。他倆離開四川以後，與大哥保持密切聯絡。巴老曾說：“在故鄉的家裡還有我們的大哥。他愛我們，我們也愛他。他是我們和那個‘家’的唯一的連鎖。他常常把我們的心拉出去又送回來。每個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來，我們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們的心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以後巴老去法國，途中寫的《旅途通訊》，先寄給三哥，由三哥寄給大哥，多年後才正式出版。巴老和三哥離家後，大哥給他們寫了一百多封信。巴老非常珍惜這些信，把它裝訂成三冊，儲存了四十幾年。一九六六年，風雲突變，大禍就要臨頭。巴老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斷章取義，亂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橫，讓它們不到半天就化成紙灰”。一九八〇年，巴老回想起燒掉大哥的信時，還說：“毀掉它們，我感到心疼，彷彿毀掉我的過去，彷彿跟我的大哥永別。”
唱片《小寶貝》足以反映三兄弟的友情和喜愛。我最先是從巴老的文章《做大哥的人》中知道這張唱片的。一九二九年，巴老的大哥去上海，他們相聚一個多月。三十年代初，巴老回憶大哥離開上海回四川時的情景：“我們的分別是相當痛苦的。……正要走下去，他卻叫住我。他進了艙去開啟箱子，拿一張唱片給我，一邊抽咽地說：‘你拿去唱。’我接到後一看，是格蕾西·菲爾滋女士①唱的《Sonny Boy》，兩個星期前我替他在謀得利洋行買的。他知道我喜歡聽這首歌……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樣地愛聽它，這時候我很不願意把他喜歡的東西從他手裡奪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經有許多次違過他的勸告了，這一次我不願意在分別的時候使他難過。……我默默地接過唱片。我的心情是不能夠用文字表達的。”一九八四年在上海，巴老把僅存的大哥給他的四封信給我看。其中一段，也提到這張唱片：“弟弟，你說你硬把我的《小寶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請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願意送你的。其所以要在船上拿與你，就是使我留下一個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會忘記我們的離別時的情景，藉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靈魂附著那張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我一直很想找這張唱片，問音樂界的朋友，都不知道有這首歌。
一九九二年，我去美國探親，閒聊時提到此事，兒子記下了我的心願。去年慶賀巴老進入百歲，上海明星演出曹禺改編的話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