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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回到學校，看到宣傳欄上貼著的海報被人打了個大大的×，上面還留著一句話：“官養的樂隊有勁嗎？”
王子怡沒理解到的是，學校裡的這種樂隊，販賣的從來不是音樂，是所謂“自由的感覺”。或許厚朴也沒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時對厚朴的承諾。演唱會後的第二天，我兼職的這份報紙刊登了厚朴和“世界”樂隊半版的報道。但採訪不是由我來做的，我求著報社的一位老記者操刀，因為我知道我會忍不住問一些讓厚朴不舒服的問題。
報紙裡，記者問：你為什麼把這個樂隊取名為世界？厚朴回答：因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寬廣和複雜，世界是沒有限制和規矩的。
報紙出來，作為登上報紙的人厚朴的受歡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漲。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場大勝仗一樣，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種公開場合纏纏綿綿。
這當中我零零散散地聽說，其實厚朴和王子怡並沒有那麼順利。王子怡的父親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過激行為視為厚朴的“帶壞”，併到學校投訴。而這所保守的師範大學，一來不願意提倡這種“激烈的戀愛行為”，二來或許不願意得罪“領導”，對厚朴提出了一些處罰，比如停止助學金補助，不讓厚朴入黨等等。
與此同時，王子怡對厚朴也開始百般挑剔起來。我常聽到王子怡用這樣的一個句式對厚朴說話：“你本來不應該是——”。比如，你本來不應該是完全不在乎學校領導的嗎，在這難受什麼？你本來不應該是很大氣瀟灑的嗎，少了助學金會死啊？
當時的我也完全顧不上這些了。按照我的規劃，大四開始我就要去實習了，大四雖然有整整一年，但據我所知，一般而言，在一個地方必須實習至少三四個月，才會有單位下決心留你，而一年就只有三次“四個月”，也就是說我只有三次機會。何況，為了支撐這一年的實習，我必須攢夠經費。
為了讓大四能有寬裕的時間，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學期就開始撰寫畢業論文。剩下的時間，偶爾和靜宜止乎禮地吃吃飯，散散步。
大三下學期，德國某鋼琴大師來這個小城市開演奏會，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我被靜宜正式邀請了，她還問我什麼時候有空逛街。我問她，逛街幹什麼？她紅著臉說：“想拉你去買衣服。我們家族主要的長輩都會出席的。”
我當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和靜宜的關係到底要如何發展，我確實在很理性地考慮。讓我經常愧疚的是，我不是把她單獨作為一個原因來考慮，而是把她納入我整個人生的計劃來考量，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選擇這樣的人生。
最終我很順從地和她去逛街了，讓她幫我挑了她覺得適合的衣服。但買衣服的錢我堅持自己付。當時我認真地想，這是我必須堅守的底線。
我至今依然記得，看演出的那個晚上，靜宜真的很美，或者說很美好。穿著白色的小禮服，黑色素雅的高跟鞋，頭上俏皮地彆著一朵小花，落落大方地在劇院門口迎接我。她得體地和我保持著又近又不過分親暱的距離，把我一一介紹給她家族裡的長輩：省建設廳副廳長、省藝術學校校長、北京某部委領導……這些長輩也確實非常好，對我輕聲細語地關懷，恰如其分地鼓勵。這顯然是個已經養出氣質的家族。
演出結束後，靜宜陪我走出劇院，她抿著嘴微微笑著說：“家裡人都很喜歡你。我叔叔說，你大四就到省建設廳實習吧，其他他們會安排。”說完自己臉紅了。
我還是料想不到自己也會這麼不自在，倉促地回覆：“這個還不著急，再考慮吧。”匆匆地告別。
從劇院回學校，需要到十字路口的車站去搭公交。我一路心事重重、晃悠悠地走，突然看到前面一個人，穿著正式的禮服、皮鞋，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