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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處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白天行軍作戰，夜間又要計劃周詳，指揮有方，電話的鈴聲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來，過度的繁勞使你好說夢話，你說的句句都是戰鬥的安排。記得吧？親愛的同志多少次的險惡的戰鬥，只差一點我們就要同歸於盡，好多次我們的司令部投入混戰的漩渦，我們曾各自拔出手槍向敵人連放，我們屢次從塵土中濃煙裡滾了出來，我們是越打越起勁的……”
這些句子，生動記述了左權、林彪這對青年將領並肩戰鬥的歲月。林彪以“凌霄”的筆名將其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的解放日報上。
所以說左權當時的犧牲可以說相當的讓人覺得相當可惜的事情，現在在黃埔的畢業生中，已經因為王明那個時候的政策讓許繼慎給犧牲了，所以張心一定要避免左權再次重蹈覆轍。
如果說在左權犧牲的問題上面，當時的中央還不是直接的原因的話，而皖南事變最後的發生這就是可說要承擔直接的責任了。
新四軍的前身是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作為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同時兼任新四軍唯一的副軍長。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軍中，項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而作為國共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人選、非黨軍事幹部葉挺，在新四軍裡的地位則有些尷尬，無法參與黨委的決策，他作出的決定沒有大權獨攬的項英的點頭是無效的。這樣，葉挺、項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葉挺、項英二人在新四軍建立初期的合作還是很愉快的。他們在新四軍的改編、組建、集整訓等工作中，有過密切的配合。這一時期，他們的分工很明確，葉挺主要管外，跟國民黨打交道，爭取港澳和海外僑胞的支援，軍內工作則側重軍事訓練、作戰指揮。項英主要管內，與黨中央、東南分局的直接上級長江局打交道，軍內主要抓幹部配備、黨的建設等。
葉挺、項英的分歧，是從怎樣執行黨中央有關迅速挺進敵後，獨立自主發展游擊戰爭這個決策開始的。葉挺認為這一決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非常正確，應該及早執行，但項英對此猶豫不決。令葉挺最難以接受的是，對這類與軍事作戰密切相關的問題，項英在與中央磋商的過程中，根本不徵求他這個軍事首長的意見，也不向他通報中央的有關指示，好像這是什麼“黨內機密”，對他這個“黨外人士”和“統戰物件”需要保密。葉挺的處境是困難的，正如陳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中說的一句十分尖銳且貼切的話：“項英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部的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為知。”
項英不僅在軍事上不尊重葉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對葉挺也頗多微詞。葉挺到部隊視察時，喜歡以馬代步，帶的副官、參謀、衛士等隨行人員也比較多，前呼後擁一大幫。項英到部隊去則習慣於輕車簡從，所以他認為葉挺是擺官架子，舊軍人作風，不符合紅軍官兵一致的作風。葉挺儀表堂堂，穿著整潔，平時不是穿黃呢將軍服，就是穿皮夾克、西裝等便衣，很少穿新四軍的深灰色制式軍裝。項英則剃光頭，無論冬夏，新四軍制式軍裝不下身，隆冬時節也只是穿一件舊棉大衣。葉挺單獨吃小灶，還從廣東帶來一個廚師。他的交際活動較多，常叫他的廚師做些廣東客家名菜，邀請軍部領導同志、來訪的國內外人士、國民黨三戰區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以及隨他來新四軍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項英也被邀去吃過一兩次，但後來感到“不妥”，就再也沒去過。項英對此頗有微詞，認為這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作風。
葉挺是一個自尊心極強、性格極倔強的人。廣州起義失敗後他不服從中央李立三和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