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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是1768年大恐慌的主要嫌疑物件。但多少有點讓人驚奇的是，十八世紀有關談神說鬼的兩本主要的集子（著者為蒲松齡和袁枚）對和尚的描述卻相對來說十分友善。大量的妖術行徑都被歸到了像本章開頭所敘及的謀財害命的道士頭上。相形之下，和尚遭到批判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的虛偽或不道德的行為，尤其是他們在性生活上的放縱（在歐洲，這也是人們對僧侶發起攻擊時通常會涉及到的一個主題）。此中奧妙，為“妖道淫僧”一詞所道盡。①對我們來說，則必須超越那些出色的小說家們的敘事水準，發掘出百姓對和尚產生恐懼的原因究竟何在。②在一個對陌生人存有恐懼的社會中，和尚由於自己生活中的若干側面而讓人看上去便覺得不甚安全。其中一個側面，便是他們長期地，有時甚至竭其終生只是處於見習修行的地位，即他們雖然削髮出家，卻並無僧職。一個和尚若要獲授僧職，通常需要從屬於某座有地位的“官寺”，在一位資深師父的指導下經歷並完成很長的學習過程。而如果只是當一名見習和尚，就相對要容易隨便得多。他只需表明自己摒棄世俗生活的意願，由師父削髮（師父則將負責他的修行）並開始遵從“十戒”（諸如禁慾、素食等等）便可以了。這樣的出家人離開了自己的家而以寺廟為家，師父便成了父親，其他同師門下的和尚則成了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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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蒲松齡：《聊齋志異》，第131頁。在這本流傳甚廣的鬼怪故事集中，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和尚使用妖術來傷害吝嗇的施主，這同其它的故事都不一樣，因而十分突出。
②關於佛教在帝制晚期的實際活動以及佛教僧人的生活，仍舊研究。在以下的討論中，我所藉助的田野調查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紀初期的情況。這樣的做法當然不能令人滿意，但他的好處在於，我們是在同實際活動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打交道。而且，我想我在這裡所討論的僧人生活的各個方面也許是很少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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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中有很多人從少年時起便已出家，通常在一些由代代相傳的和尚“世家”所掌管的“家傳”小寺廟中修行。如果確有機會的話，一個和尚也要經過很多年以後才能夠在某個規模很大的“官寺”裡獲授僧職。
與此同時，一個見習修行的和尚則是一大批未獲僧職、處於過渡狀態的和尚的一員。這種身份得之固然不困難，失之也很容易。雖然國家以及社會大眾將他們歸入“僧人”一類，但他們卻不得棲身於任何一所有地位的大寺廟。這樣的“和尚”大約構成了佛教僧人的大多數。事實上叫魂的疑犯（包括本書第一章所述肖山事件中的兩個和尚）大都出自於這些人，政府的疑問也集中於他們身上。毫不奇怪，我們看到普通百姓的恐懼也為同樣的看法所左右：這些人既沒有正統的家庭背景，又不是註冊在案的有地位的僧侶，而只是一批社會邊緣人。這一事實不能不導致我們對“僧人”這一稱謂到底有多大用處發生疑問，因為政府的檔案實際上是將所有穿僧袍、剃光頭的人都一概稱為“僧人”的，而全然不顧及他們皈依宗教及受到教育的程度。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可以說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難被歸人為官方所認可的各類臣民的範疇，而官員們正是靠著這些範疇的存在而自信整個社會是在他們的控制之下的。
這些和尚的另一個可疑之處在於他們無根無底。他們往往一經削髮便開始了在路上飄泊的生活。他們之所以旅行，或是為尋訪講經之處，或是前往祭掃本家“祖師”的墳墓以示尊敬，等等。這些都是很普通的原因。另一個也許更為普通的原因，便是乞討。一般來說，小寺廟既沒有足夠的土地來養活廟裡的人，又缺乏透過舉行佛事而得到的捐款與收人，於是化緣乞討便成了和尚們唯一的生路。對和尚來說，化緣活動並非到處都可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