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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痛戒懦弱怯懼之風。在弘曆看來，滿人的墮落從他們的語言能力上頗為不祥地表現出來。除了朝中使用雙語的規定外（據此，一定等級檔案均需由譯館譯成滿文），一個更為廣泛的假設前提是，旗人對於自身語言傳統的掌握成當如同對於騎射功夫一樣蚋嫻熟。滿語是大清朝在中亞地區權力的象徵。如果邊防衛所的滿人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傳統”，他們就會受到穆斯林舊民與廓爾喀部落的嘲笑。可是，不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邊防衛所，滿人的語言水準正在急遽下降。地方上的一位八旗總兵就曾為所在行省用滿文寫就的檔案中充滿文法與用辭的混亂而發出哀嘆。雖然滿文是“旗人根本”，但他們的寫作中卻是“錯中添錯¨。這種腐化甚至也在滿人家園內部擴散看來。有一次，弘曆發怒道，在滿洲任職的官員本來主要是應以滿文來撰寫奏摺的，但他們卻只是使用漢文。“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盡意，必須漢文者，亦應兼繕清文。”弘曆因而指責這些滿人“競染漢人習氣，有失滿洲舊風”。在他看來，雖然目前滿文也許還不能完全滿足政府治國的全部需要，但它卻是測試滿人文化完整性的一把尺子。
弘曆很自然地將自己推出來作為一個榜樣。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糾正某一翻譯上的錯誤，或直接用滿語向某一候選官員提問。對於有關軍事事務的滿文詔渝的漢文譯文，弘曆極為挑剔。準噶爾之役編年史的編撰者在處理譯文時過於自由發揮，使滿文原文“意義盡失”，便受到了弘曆的嚴厲申斥。在這個問題上，弘曆對於忠實於滿文原文的強調，當然不是為了賣弄學問，而更是將之當作驅邪護身的一種法寶。
除了只有驅邪護身的力量外，在敏感的國家事務，尤其是軍事事務上，滿語還可作為機密語言使用。1767年，弘曆派遣為自己所信任的皇族成員福靈安（弘所的連襟福恆的長子）就遠征緬甸之役停滯不前之事進行調查，，福靈安送會的奏摺系用滿文寫成，揭露了此役統帥楊應琚和李時升的奏報全系“虛捏”。楊、李兩人後來均被逮捕處死。在這裡頗為重要的是，在一個以漢人統帥為調查目標的案子中，使用滿文為一個本來就相當機密的通訊體系又加上了一層保密因素。①☆★☆★☆★☆★①弘曆講到，他曾對楊應琚寄於極大的信任，但卻從他奏摺中的種種“不合之處”發現了問題。他擔心的是，楊應琚因有疾在身而受到下屬欺瞞。弘曆因而派遣福靈安及一名御醫，同往前方探查楊的身體狀況。“降旨福靈安，就近親赴軍營，將彼處實在情形，查明具奏。”福靈安的調查顯示，緬人確實矇騙了楊應琚，並乘機侵入大清境內；而李時升的戰報則完全事虛構的。弘曆在自己的懷疑得到了證實後，又加上了頗富色彩的一筆，以貶低福靈安所從事的偵查活動的重要性。楊的欺罔之言之敗露，“實由天意昭彰”“先前並沒有人對楊的行為提出指摘，而福靈安又故意等到回京後才當面作出報告，“朕復傳旨詢問，伊始將所知彼處實情一一入告。此皆抑賴上蒼默佑，啟迪朕衷，得以先凡燭其情偽，不致於貽誤，並非因福靈安此奏摺”。福靈安的奏摺原系用滿文寫成，此刻又“俱著譯發，並諭中外知之”。《清實錄》第781卷18頁，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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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問題
既恐懼又不信任，既讚歎不已又滿懷妒忌，這便是滿人對於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機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這個“魚米之鄉”，繁榮興旺的農業與勃勃發展的商業造就了優雅的氣質和學術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糧食供應，是經由大運河從江南運來的。因此，幾百年來，帝國的統治者們便發現，他們需要不斷地同江南上層人士爭奪那裡多餘的糧食。同樣令北京統治者感到頭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對於江南踞傲不遜的上層學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學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並不但僅是在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