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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使曾國藩相信，冥冥之中，&ldo;風水&rdo;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ldo;天命&rdo;存在。
相比風水之說在理學內部的聚訟不已，對&ldo;天&rdo;及&ldo;天命&rdo;的崇拜卻是儒家毫無爭議的世界觀基礎。早自殷周時代，人們就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ldo;子不語怪力亂神&rdo;，但是孔子信天命。他五次三番說：&ldo;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rdo;（《倫語&iddot;季氏》）&ldo;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rdo;（《倫語&iddot;堯曰》）
所謂&ldo;命由前定&rdo;，天之崇高偉大，就在於天命的說一不二不可動搖。神仙半年前就預告了曾國華之死，足見天命有其定數，人力的巧計營求對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
因為六弟之喪，曾國藩對&ldo;風水&rdo;與&ldo;天命&rdo;之間的關係進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從頭回顧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來的興衰歷史，總結出家運中的這樣一個規律，即鹹豐年之後，每當大得意之後，必有大失意相隨。道光年間，曾氏家運一直蒸蒸日上，而自從鹹豐皇帝即位以來，曾氏家運之規律變為大喜與大悲交錯：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親之喪。他剛攻克武漢田家鎮，湘軍聲望達於頂峰，緊接著就遇到水師大敗。鹹豐六七年間，湘軍轉危為安，軍事進展順利，不料父親突然去世。今年曾國荃攻克吉安，聲名大振，不料馬上遇到了六弟之禍。
曾國藩由此認定，祖母葬後家中出現的諸種吉祥，不過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喪，則是吉安之大得意後的大失意。先人葬地，似乎不是決定性的原因。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當初自己所信的那樣大吉大利，何以家中會屢次出現橫逆之事？六弟之喪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則即使在其後移動父母墳塋，也必無濟於事。一個人的窮通死生，怎麼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決定和改變？如果那樣，上天豈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豈不是太不嚴肅了？
事隔多年後，他在日記裡說：
偶思鹹豐八年四月葛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弟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從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
&ldo;天命&rdo;之說，從此在曾國藩心中投下了濃重的陰影。
八
和風水說一樣，天命說對中國人的影響也是根深蒂固。中華民族多災多難，所謂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絕大多數中國人終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顛沛掙扎。對風雲之變幻，禍福之旦夕，命運之無常，自身之渺小，體認極深，中國人因此成為世界上命運感最強的民族之一。
中國文化因此也痴迷於追問命運。甲骨文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預測吉凶，六經之首的《易經》，創作初衷本也是為追問天命。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與非理性，命運與鬼神，神秘的&ldo;天&rdo;與世俗的&ldo;人&rdo;，也往往糾纏難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運，卻信鬼神。老子認為宇宙之玄，是眾妙之門。莊子主張要順從命運，&ldo;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rdo;。孔子和孟子都明確主張人要順從命運。
程朱理學興起之後，也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論。我們說，性格決定命運。而朱熹說，命運決定性格。朱熹說，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樣，人是稟氣而生。因此，人的命運，也完全是由所稟之氣決定的。&ldo;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rdo;，&ldo;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rdo;。以孔子為例，他老人家先天所稟之氣十分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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