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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秋》多一倍或者多一半。他的確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我的作品只能說是一個年輕人的熱情的自白和控訴。所以我必須在小說裡寫一個像覺慧或覺民那樣的人。在《秋》裡面寫覺民比在《春》裡面寫覺民容易多了。在《春》的上半部覺民對家庭和長輩還有顧慮，他還不能決定要不要參加秘密團體，要不要演戲。但是經過王氏那次吵鬧以後，他的顧慮完全消除了，他把心交給那些年輕的朋友。好些年輕人的智慧結合在一起，造成了一股力量，居然能幫助堂妹—淑英脫離舊家庭逃往上海。對覺民來說淑英的逃走是一個大勝仗。在這次勝利之後覺民的道路也就更加確定了。他只消挺起身子向前走就行了，何況還有那些年輕朋友給他幫忙！在覺民的身上有我三哥的東西，也有我的東西。但是在那些時候我三哥比我沉著，比我樂觀，而且比我會生活，會安排時間。他會唱歌，會玩。所以在高家覺民並不說教，他用各種方法使妹妹們高興，鼓起她們的勇氣。但是覺民在外面的活動就只好借用我當時的經歷了。我寫得簡單，因為我當時的經歷並不豐富，而且像我這個沒有經過鍛鍊的十七八歲的青年除了懷著滿腔熱情、準備犧牲一切為祖先贖罪外，也不知道應當幹些什麼事情。辦刊物，散傳單，演戲，開會，宣傳……這就是我們那些年輕人當時的工作（其實我自己也沒有演過戲，不過看朋友們演戲罷了）。我最近修改《秋》，很想給覺民們的活動添一點色彩，但是我的本領有限，我只能夠在覺民的幾個朋友身上多加幾筆。張惠如拜師傅學裁縫倒是真事。我在前一篇文章裡已經講過，張惠如今天還在成都當中學校長。他大熱天穿皮袍，走進當鋪脫下來換錢辦刊物，也是真事。可惜他離開“外專”後只做了幾個月的裁縫，又考進華西大學去唸書了。他有一個兄弟，跟張還如差不多。但是我們在一起不到兩年，他的兄弟就離開了成都。一九二三年我和三哥一路出川經過重慶，還得到這個朋友的幫忙，我絕沒有想到兩個月後他就害傷寒症死在那裡了。
。 想看書來
談《秋》（5）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
關於《激流》（1）
巴金
我還記得，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隔壁人家已經幾次抄家，我也感到大禍就要臨頭。有一天下午，我看見我的妹妹燒紙頭，我就把我儲存了四十幾年的大哥的來信全部交給她替我燒掉。信一共一百幾十封，裝訂成三冊，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寫給我和三哥（堯林）的信都在這裡，還有大哥自殺前寫的絕命書的抄本。我在寫《家》、《春》、《秋》和《談自己的創作》時都曾利用過這些信。毀掉它們，我感到心疼，彷彿毀掉我的過去，彷彿跟我的大哥永別。但是我想到某些人會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斷章取義，造謠誹謗，亂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橫，讓它們不到半天就化成紙灰。十年浩劫中我一直處在“什麼也顧不得”的境地，“四人幫”下臺後我才有“活轉來”的感覺。抄去的書刊信件只退回一小半，其餘的不知道造反派弄到哪裡去了。在退回來的信件中我發現了三封大哥的信，最後的一封是一九三○年農曆三月四日寫的，前兩天翻抽屜找東西我又看見了它。在第一張信箋上我讀到這樣的話：
《春夢》你要寫，我很贊成；並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贊成。實在的，我家的歷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歷史。我自從得到《新青年》等書報讀過以後，我就想寫一部書。但是我實在寫不出來。現在你想寫，我簡直歡喜得了不得。我現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餘暇把他（它）寫成吧，怕什麼！《塊肉餘生述》若（害）怕，就寫不出來了。
整整五十年過去了。這中間我受過多少血和火的磨練，差一點落進了萬丈深淵，又彷彿喝過了“迷魂湯”，記憶力大大地衰退，但是在我的腦子裡大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