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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也翻了過去。木心的生與長，適在同期步入印刷時代與新文化運動的民國，他這代人對文學的熱忱與虔敬，相當十五至十九世紀的歐洲人，電子傳媒時代的芸芸晚生，恐怕不易理解這樣一種文學閱讀的赤子之情了。
以上，是木心生涯的上半時，下半時呢？
自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結束，近三十年，歐美文學的譯介幾乎中止，其間，值木心盛年，唯以早歲的閱讀與文學相濡以沫（他因此對五十年代專事俄羅斯文學的推介，甚表好意）。講課中一再提及的音樂家李夢熊先生，也是此等活寶：他倆聽說喬伊斯與卡夫卡，但「文革」前夕，哪裡讀得到？而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們就知悉歐洲出現意識流、意象主義、存在主義等等新潮，之後，對西方的文學景觀該是怎樣的渴念？浩劫後期，戰後文學如「黑色幽默」與「垮掉的一代」，曾有內部譯本，他們當然不會放過，總之，就我所知，五六十年代，各都市，尤其京滬，尚有完全在學院與作協系統之外，嗜書如命、精賞文學的書生。而木心出國前大量私下寫作的自我想像、自我期許，竟是遙不可及的西方現代主義。
「文革」初，木心早期作品被抄沒。「文革」後，地下文學與先鋒詩陸續見光，漸漸組入共和國文學史話。現在，這本書揭示了更為隱蔽的角落：整整六十多年目所能及的文學檔案中——不論官方還是在野——仍有逍遙「漏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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