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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念國本關係之重與我總統締造之難，為中國計，不改國體，存亡未可知，改則其亡愈速。為大總統計，不改國體而亡，猶不失為亙古惟一之偉人;改而亡，則內無以對本心，外無以對國民;上無以對清之列祖列宗，下無以對千秋萬世。且國家亡與不亡，要看政治是進步還是退步，憲法是否良好，人才的消長。今天議論(更改國體)的人，以無恥引導人，金錢誘導於前，斧鉞威逼於後，誓詞等於玩笑，明令全都是騙人的話語。這樣做而想要有良好的憲法產生，清白的人才出現，是絕對不可能的啊。以我大總統的明哲，絕不能不考慮這些。特以受總統恩遇之隆，無以倫比，愛之誠不覺憂之切，故敢於懇求有機會時代我陳述這番道理。91
嚴修這番話說得夠重了，但仍覺得不能釋懷，故於次日進京，向袁面陳意見：&ldo;若這麼辦事(指帝制)，則信譽成為妄語，節義成為虛言;公(指袁世凱)雖想要如此，而各派人士，恐怕要相率解體的92。&rdo;事實證明，日後出現的正是嚴修所預見到的那種局面，可嘆的是，袁執迷不悟，把嚴修的話當作了書生之見。其實，嚴修是&ldo;旁觀者清&rdo;，而袁世凱才是&ldo;當局者迷&rdo;呢。
嚴修、張一?(據說還有王士珍)的勸諫是袁世凱所聽到的北洋內部惟一公開的反對意見，帝制失敗後，袁世凱才認識到&ldo;忠言逆耳&rdo;的意義，但為時已晚。張一?回憶說：
項城在取消帝制時期，與我最親。有一天召見我三次談話的時候，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話要談。有一次項城說：&ldo;我今天才知道淡於功名、富貴、官爵、利祿的人，才真正是國家需要的人哪。仲仁(即張一，仲仁為其字)在我的幕府數十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階俸給;嚴範孫(即嚴修，範孫為其字)與我相交數十年，也未曾說到過官階升遷。(你)二人全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國士在面前而不能聽從其勸諫，我甚為之羞愧。如今事已至此，那些推戴我的人，真有救國的懷抱嗎?前日推戴，今日反對(帝制)的人，比比皆是。梁燕蓀(即梁士詒，燕蓀為其字)原來不贊成，今天乃勸我決不可取消(帝制)，說是取消了那些日日盼望封爵封官的人就會解體，最後依靠誰呢?還說得上不是首鼠兩端。那些(原來)極力推戴，今日又勸我取消的人，更是卑下而不足道了。總之，我辦事情的時候多，讀書的時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與仲仁談談了。誤我事小，誤國事大，當國者不能不畏懼呀!&rdo;觀此，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項城能說出這番話來，畢竟是英雄本色啊。93
在這裡需要補上一筆的是日本在帝制運動期間的態度和和活動。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以前，中國任何重要的內部紛爭，日本都非要在裡面攪和一番，這已經成了常規，講這一段的歷史，你想甩都甩不掉它呢。
在帝制運動進入高潮時，日本內閣指示駐華使領館靜觀發展，不予表態;而在內裡，大隈首相則密告中國公使陸宗輿給袁世凱帶話：如果袁誠意聯日，日本會努力予以援助。由於沒能得到袁的回應，日本內閣遂於10月內閣會議中議決干涉袁世凱的帝制活動。在袁世凱接受皇帝推戴書後的第三天，日本聯絡英、俄、法、意五國公使聯合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暫緩改行帝制，但袁世凱未予理會。護國戰爭爆發後，日本自1916年1月起，由參謀本部次長田中義一、第二部部長福田稚太郎少將和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每週聚會一次，研究對華政策。同時，派出參謀本部高階特務青木宣純中將，以&ldo;考察時政&rdo;的名義前往上海，實際上是日本聯絡策動中國各派反袁勢力的總情報官和總聯絡官。他於1月26日抵滬後，次日即會見了梁啟超，商討反袁事宜。護國戰爭爆發前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