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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觀眾。
過去在藝專，從一年級開始我就演男主角，自小練習的演講經驗，讓我可以口齒清楚，在臺上我是有兩把刷子的。然而到了伊大，語言不行就不能演，只能演默劇、小配角，埋頭在一邊學習導演功課，比較沒意思。
那時我開始興起念頭，當導演就要當電影導演。1980年拿到戲劇學士後，我同時申請了伊大的戲劇研究所和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
我將轉念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的想法，徵詢父親的意見。父親本來希望我繼續念戲劇，拿博士，將來好教書，最後還是同意我念電影，學費及拍片花銷家裡會幫我。
我一讀電影就知道走對了路。因為我當演員是一種表演，當導演也是表演，借電影來表演。電影主要靠聲光效果，沒什麼語言障礙，這是最適合我的表現方式。
拍電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時我英文都講不太通，句子也說不全，但拍片時同學都會聽我的，做舞臺也如此，在臺灣、美國都一樣，不曉得為什麼。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導戲，大家就會聽我的。導戲時，我會去想些很瘋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給做出來了。我想，那麼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麼東西在裡面，也許這就是天分。
NYU：電影人的開始
在臺灣升學體制下形成計程車大夫觀念，以考試成績為唯一標準來評判一個人的高下，在這種科層裡，從小學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我所處的地位始終徘徊在吊車尾階段，反而是一種解放。到了藝專，我第一次可以拋開以往的價值觀，像個新生兒般地重新開始。走上這條路，是一種原始的衝動，非做不可。
在我生活的環境裡，我的自尊一直很低，從臺南一中起我就覺得不如人，到了藝專，社會上又覺得不是好間大學。畢了業，服兵役剃光頭，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進入社會往前走了，我還是阿兵哥。到了伊大，都是美國人，話也聽不太懂，朋友也沒法交，個子比老外瘦小，臺灣留學生又多是念理、工、醫、農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戲劇的大學生。雖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覺處於很低的位置，要進入世界闖出什麼，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電影系，就不一樣了。
我最愉快﹑最充實的日子，就是1980年到1983年在NYU的求學時光。一拍片就很快樂，會想很多點子實驗。學校經常放猶太假，有時我搞不清楚，到了教室一個人都沒有，我第一次覺得放假心裡不高興就是在NYU。以前上學放假是最高興的，現在不想放假是因為心裡想學，想多知道些。放假不上課，我覺得損失了一天，心裡頭真的很在意。
紐約大學期間，我拍了五部電影，二年級拍的《蔭涼湖畔》曾獲金穗獎最佳劇情短片及NYU的獎學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厲，用盡手邊一切資源，籌拍了《分界線》（Fine Line）。敘述紐約運河街南北分別住了不同種族的人，一邊是華人，一邊是義大利人，因某事引起兩種人在紐約四處流竄，以故事搭配我在紐約各處拍攝的街景。為了這部畢業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資助、女友惠嘉贊助，共花了一百多萬臺幣。
記得拍攝《分界線》的頭四天，我興奮得睡不著覺。到了最後階段，還差八千多美金，我就從惠嘉的賬戶裡直接提了來用。那時她在伊利諾伊大學當助教，因為要交稅，所以存摺放在我這裡。奇怪的是，我一點愧疚感都沒有，事後我跟她說起這件事，她也僅只哦地應了一聲，表示知道了。
窩在家裡寫劇本
1985年2月，我把所有東西打包成八個紙箱，準備回臺發展。就在行李被運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畢業作《分界線》在紐約大學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當晚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