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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營養午餐計劃的成本,只是每個孩子每天十美分而已。研究人員發現該計劃大幅提升了學生的營養、發育速度和到課率,對女孩尤其如此。然而該計劃並未能充分實施。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大約有5000萬名學生原本可以從營養午餐中受益,卻因資金短缺而無法得到幫助。
剛果一所學校鼓勵學生留校。校方正在給孩子提供食品。
(拍攝:尼可拉斯)
以上我們討論的各種方法,在提升學生到課率方面都已證實有效。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學生一旦上學,如何提升他們的學習質量?一個特別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方法,是提供小額獎學金給成績優異的女孩。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在肯亞主持了一項研究,該研究調查了改善教學質量的六種不同方式,小至免費提供教科書,大至學生贊助計劃。其中最能提升學生考試成績的方式,是規定參加六年級考試的女生只要排名前15%就會得到19美元的獎學金。19美元就能讓她們繼續讀七、八年級,同時,在大會中得到表彰也是莫大的榮譽,女孩們個個受到激勵。發放獎學金的學校是隨機挑選的,而這些學校女生的學業表現明顯比對照學校的女生優異——甚至連能力較差、實際上沒什麼機會贏得獎學金的女生,也表現得比對照學校的女生優異許多。男孩也表現較好,顯然是因為女生帶來的壓力,或是不想忍受成績落後的羞辱。
這種援助計劃都已被證明有益,但不是所有援助計劃都得到了同等對待。過去幾年來,增加對外援助的呼籲遭到過集體反對。紐約大學教授、世界銀行的資深人士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是這樣一個懷疑論者。他認為救援物資常遭到浪費,而且有時候造成的傷害大於好處。傑弗裡·薩克斯(Jeffrey Sachs)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者,他不屈不撓地熱情呼籲,希望有更多援助用於打擊瘧疾和艾滋病以及幫助一些國家擺脫貧窮,他的著作卻受到伊斯特利尖刻的嘲諷。也有其他經濟學家指出,一國得到的救援多寡與促進該國的發展程度之間,很難找到任何相關性。如同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和阿文德·蘇布拉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於2008年在《經濟及統計報告》(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一篇文章中所說:一國得到的救援資源多寡與促進該國的經濟成長之間是否有正面(或負面)的關係,我們沒找到多少有力的證據。我們也沒找到證據顯示,在較佳的政策或地理環境中,救援工作會效果更好,或是某些形式的救援比其他的來得有效。
我們非常崇拜U221的主唱波諾(Bono),他孜孜不倦地支援非洲的救援活動,也瞭解其中的細微之處。他談論扶貧政策很有針對性,就有如他唱歌那麼動聽。但是2007年,當波諾在坦尚尼亞的一場國際會議中發表演說時,一些非洲人起鬨,堅稱非洲需要的不是救援,他應該少管閒事。烏干達人安德魯·姆溫達(Andrew Mwenda)也抱怨“國際善意雞尾酒”的災難性後果。肯亞的詹姆斯·席瓦提(James Shikwati)甚至曾向西方捐助者懇求:“看在上帝的分上,請你們住手吧。”
這些懷疑論者的某些論點是有道理的。任何在非洲旅行的人都看得出來,援助要執行得當,通常比人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2000年,在奈及利亞舉行的世界衛生會議設定了一個目標:為預防疾病,在2005年之前,要讓60%的非洲小孩用上蚊帳。而現實情況是,到2005年,只有3%的小孩用上了蚊帳。也有人提出比較合理的顧慮,認為救援活動使得非洲國家的匯率上漲,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