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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國現代化程序的早期階段，政治層面的變化並未表現為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和民主化的歷史程序，而是表現為獨裁統治的加強和極權化的明顯傾向，世俗化則構成政治極權化的同步現象。官方推行的世俗化根源於絕對主義的政治模式，服務於絕對主義的政治需要，構成凱末爾時代極權政治的重要手段。&ldo;土耳其共和國的世俗主義，其實質並非在於宗教與政治的分離，而是旨在強化國家對於宗教的控制，進而將宗教作為國家控制社會的政治工具&rdo;。[12]極權政治的發展和自上而下的一系列經濟社會改革舉措，構成此時土耳其共和國現代化的基本線索和主要內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作為極權政治時代經濟社會深刻變革的邏輯結果，絕對主義的政治模式逐漸衰落，民主化程序隨之啟動。建立在多黨制基礎之上的選舉政治和議會政治，構成土耳其共和國政治民主化程序的外在形式。在多黨制議會選舉的歷史條件下，諸多政黨極力爭取宗教群體的選票支援，甚至不惜鼓勵民眾的宗教情緒，以求增加各自的競選砝碼，導致土耳其政治領域的非世俗化傾向，現代伊斯蘭主義隨之登上土耳其共和國的歷史舞臺。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暗流湧動，標誌著民眾政治參與的進一步擴大。伊斯蘭文化的復興與伊斯蘭政治的實踐，既是伊斯蘭主義運動的兩個階段，也構成伊斯蘭主義運動的兩大層面。
1945‐1960年，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主要表現為文化的復興。
凱末爾時代，世俗化的改革舉措主要侷限於城市的範圍，鄉村依舊保留伊斯蘭教的濃厚色彩，是為伊斯蘭主義得以登上土耳其歷史舞臺的社會基礎。20世紀30年代，土耳其政府試圖在鄉村推廣世俗教育，進而取代傳統的伊斯蘭教育，但成效並不明顯，在全部4萬個自然村中，只有約5 000個自然村設立世俗學校，且規模甚小，附屬於清真寺的傳統宗教學校依然構成鄉村教育的基本形式。根據1940年的官方統計，在全部1 780萬國民中，文盲約佔80，包括城市40的學齡兒童和鄉村78的學齡兒童。超過80的人口生活在鄉村約4萬個村落，其中31萬個村落沒有正規學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共和人民黨政府逐漸放鬆對於宗教活動的限制。1946年和1947年，來自伊斯坦堡的議員哈姆杜拉&iddot;蘇非&iddot;坦裡奧沃爾和來自布林薩的議員巴哈&iddot;帕爾斯先後向大國民議會和共和人民黨大會建議在公立世俗學校開設宗教課程，旨在抵禦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引發大國民議會及共和人民黨內部的激烈爭論，土耳其政壇開始出現伊斯蘭主義的呼聲。
1945‐1950年間，在多黨制的政治框架下，24個政黨相繼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臺，其中約1/3的政黨在其政治綱領中提及伊斯蘭教的主題，呼籲建立伊斯蘭世界聯盟，強調保護伊斯蘭文化，倡導伊斯蘭教價值觀，促進伊斯蘭事業的發展和繁榮。
自1949年起，宗教學校在中斷25年後逐漸恢復，安卡拉大學設立伊斯蘭經學院，旨在培養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的伊瑪目‐哈提卜學校（ia hatip school）在全國各地陸續建立，包括小學和中學在內的普通世俗學校獲準開設宗教課程，使用官方審定的宗教教材。伊瑪目‐哈提卜學校作為隸屬於政府的公立職業學校，在教育部規定的普通課程之外，增加相關的宗教課程。1951年，政府首先在7個城市設立伊瑪目‐哈提卜學校。至1955年，設立伊瑪目‐哈提卜學校的城市增加為16個。1958年，伊瑪目‐哈提卜學校達到19所，在校學生3 476人，其中多數學生來自生活在城市棚戶區的鄉村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