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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闡述過，可他們天生就會。中國的傳統是書必須堂而皇之，而官場的實際操作原則大多是上不得書的，因為無法堂皇。作家們既缺乏為官術的理論功底，又無緣身體力行，他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照葫蘆畫瓢。依樣畫葫蘆是低階勞動，被人看輕也自有道理。我經常看到一些關於官員腐敗的報道，因為見得太多，漸漸沒了憤怒的興趣，卻常常為他們的智慧而自覺汗顏。他們為了多貪多佔而玩出的花樣，真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那種種手段，肯定沒誰教過，而且我敢保證他們不是從哪位作家的書裡學來的。任何一位腐敗官員都比作家要高明許多，他們若是讀了作家們寫的揭露官場腐敗的書，肯定會暗自發笑，罵作家們真他媽的沒過世面，因而也就更有理由瞧不起作家。不僅腐敗官員們自己智慧，就連他們的親朋戚友也在耳濡目染中智慧了。有位官員因腐敗問題被抓了起來，可就是搜不出存摺。專案組費了天大的力才找出了存摺，卻發現藏存摺的辦法十分簡單，又十分智慧，任何一位天才的作家都虛構不出來。原來，這位官員的老岳母將女婿的鉅額存摺用塑膠紙包好，塞進一塊肥肉裡，放在冰箱裡凍著。這等智慧，怎不叫人拍案驚起？！
拒絕遊戲——《國畫》代後記
我的小說一直寫得輕鬆，信筆所至，隨心所欲。也許這就是我的小說寫得不如人意的緣故吧。王蒙先生說我的中篇小說《秋風庭院》很有黃昏氣氛，但止於黃昏之嘆，又令人不太滿足。張韌先生在為我的小說集《官場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說我的小說有憤激有慨嘆有調侃，又止於憤激、慨嘆和調侃；官場氣氛很濃，又止於官場氣氛；叫人幾分嘆惋，又幾分無奈。這兩位老師都是我很敬重的，他們的批評令我折服。
這世上自有作家以來他們都在寫人，而且是寫現實（或說現在）的人。不管作家們自己覺悟與否、承認與否，他們寫歷史也罷，寫神怪也罷，抑或浪漫主義也好，超現實主義也好，他們都在寫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說題材不可，那麼人便永遠是惟一的題材。如果把作小說比作化學試驗，那麼人就是試驗品，把他們放進官場、商場、學界、戰場或者情場等等不同的試劑裡，就會有不同的反應。作家們將這種反應藝術地記錄下來，就是小說。雨果說過這樣的話：釋放無限光明的是人心，製造無邊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織著、廝殺著，這就是我們為之眷戀而又萬分無奈的人世間。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去寫人，而偏要懷著堂吉訶德式的激情，總想著去寫某某題材呢？有人說我的小說深入到了社會體制上的批判，這似乎是一種抬舉，我不以為然，因為惟有人心江河萬古。我想曹雪芹作《紅樓夢》時一定沒有想到要藉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實早就證明，自從作家想當醫生以來，一直力不從心，也就無從稱職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寫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環境裡行走，也許只是為了駕輕就熟。我是一個想象力極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筆陌生的環境，可能很費神。人們有個印象，說我是專寫官場的作家。這隻能說明如今人們太關注官場了。也許正因為我寫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議：你是否也寫寫別的題材？這讓我難以作答。事實上，我是不承認自己寫的是什麼官場題材小說的。我幾乎不贊同所謂題材一說。我想作家如果總想著自己在寫什麼重大題材，並總想著某某題材的重大意義，只怕寫不出什麼好作品來的。
我原本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可現實逐漸讓我明白，理想主義是最容易滑向頹廢主義的。頹廢自然不是好事，但頹廢到底還是理想幹癟之後遺下的皮囊。可現在很多人雖不至於頹廢，卻選擇了麻木，而且是連理想的泡沫都從未擁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頹廢，也不願麻木。我不準備遊戲人間，無論為文，或者為人。現在人們慣於把莊嚴和崇高當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