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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籍呢！
當稍後來的明代三寶太監鄭和率領著大明官家船隊‐‐實際上是一支具有軍事性質的遠洋船隊‐‐&ldo;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rdo;（引自至今留存於太倉瀏家港天妃宮裡的《通番事跡碑》）時，在比薩召開的歐洲宗教會議正決定廢黜原來的兩個教皇，其結果卻冒出了第三個教皇，更形成了三個教皇鼎峙的局面。
完全可以說，在科技、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在世界範圍內我們領先到15世紀。
相比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或許，從綜合國力上說，先前我們可比他們闊多了。
雖說是充滿著阿q式的自嘲，但卻是實情呢！
痛心的是，後來，別人上去了，我們卻相對地落後，落後到挨別人打的地步。在19世紀後的一部晚清史裡，大清的黃龍旗屢屢無奈地倒下覆蓋在綠營將士的屍體上，馬革裹屍的慘烈景象在西天如血的殘陽映照下，顯得悲壯而又悲涼。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其時，我們非但看不到昔日沈萬三和鄭和的遠洋船隊，恰恰相反，映入眼簾、充斥耳畔的卻是英國人敲開中國海禁之門的遠洋炮艦和轟隆隆的炮聲。接下來，割地賠款，五口通商……
一切的一切，令人盪氣迴腸，扼腕嘆息，不忍卒讀而又不得不讀。
這是結果。
（四）
東方哲學注重於結果，然而，我們還不得不注意一下西方哲學所注重的過程。
我們綜合國力曾經相對強大，可在後來又悄悄流走，這一過程究竟是如何演變成的？當尋找我們走向積弱的那一段時間時，我們不得不把眼光停留在明、清之際，尤其是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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