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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嘴可夠快的，砍價也要三分五分的砍，你一讓就是二三毛，這樣可不行，賣不出價的。再賣，由我砍價。”我唯唯諾諾，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我們的牛肉攤子，擺在了老菜市口，也就是小十字街口，算是鬧市的中心，南來北往必經之地，離我家住的文化館西邊的高臺子，也就百把米。這是我的主意，因為我是老街人，知道哪兒最有人氣，而且街面上的人都熟，不會有人找麻煩，更何況我還有後臺：一者母親是街道主任，二者鄰居大爺是工商局長。
“便宜賣了，八毛一斤，小黃牛肉，嫩死了！”副隊長一陣吆喝，老黃牛肉成了緊俏商品。買牛肉的，看熱鬧的，把我們的牛肉攤圍了個裡三層外三層。開始時，我還低著頭記帳，怕被熟人認出來。漸漸被火爆的討價還價氣氛所感染，看著那麼多人爭買牛肉，內心升起自豪感，便把頭昂得老高，不僅幫副隊長收錢，幫勞力割肉，還主動講起價來——此時一開口可不是底價六毛了，而是九毛。副隊長誇我會叫價，買肉的說我越年輕心越狠。
下午三四點，牛肉就賣得差不多了。大家都還沒吃午飯呢！副隊長讓我合合帳，說不賣了，大家上小飯店吃飯去。我堅持讓他們去我家吃。副隊長推辭了一番，就把剩下的幾斤牛肉一提，說：“那就上小徐家吃吧！”
老黃牛肉其實很不好吃，燒了很長時間，還嚼不動。副隊長不好意思地自我解嘲道：這樣的死牛肉，賣六毛一斤都貴了。
2008年9月17日21：50：12
一斤白糖
那是1976年的夏天，和公社會計以及其他大隊的幾個知青，結伴去縣城開會。回來的路上，會計說他想買一斤白糖，留當藥引子用。幾個知青推薦由我來辦，因為我母親是街道主任，應該可以走後門買到。於是我就收了他的五角錢。那時白糖是憑票供應的，城鎮戶口每人每月也就是二兩，走後門買一斤白糖，也是要好大面子的。
母親聽後，有點為難，但還是答應了下來。大約半個月後，終於買到了一斤白糖。等我將白糖拿回生產隊時，已是一個月後了。我一方面讓人捎信讓會計來拿，一方面想等到去公社時捎給他。但此後，卻一直沒有了他的訊息。眼看那包糖的草紙一點點由潮到溼，急得沒有辦法。有一次去一個大隊開現場會，還把那包糖帶了去，可惜沒遇到，又拿了回來。還有一次開會時遇到了他，卻沒有帶白糖，急得我臉通紅。
包糖的草紙終於溼透了，看著已經有些發粘且已從紙中滲出的白糖，我只好拆開紙來，將白糖放進玻璃瓶裡。這一放，竟然放了一年多，夏天到了時，白糖已經化出了半瓶子的水，味道也已有些怪，這時已不再想將白糖如何交給會計了，而是想法把五角錢還給他。
直到考上了大學，離開了生產隊，也沒再遇到那會計。一恍又過了十多年，那時我已在本市報社工作，有一次下鄉採訪，在我原來下放的那個鎮，竟然遇到了那會計。沒想到他一下認出了我，而我，也很快認出了他。久別重逢的親切中，竟然想到了那一斤白糖的事。忍了又忍，終於在中午吃飯時，藉著酒勁，說出了我的隱藏了二十多年的內疚，誰知他哈哈大笑，說“竟有這樣的事”。
路燈下
與路燈結緣，是因為天黑後，沒有更好的地方去。
縣城居民，六十年代前期用的是洋油燈，六十年代後期才有了電燈。洋油燈的昏暗就不說了，電燈一家別管幾間屋，只安一個十五瓦的燈泡，比煤油燈亮不了多少。天黑了，大人們要在燈下做家務，小孩子們都被驅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