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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十一年初秋，在興國之戰還沒有一個明確結果上傳抵京時，皇帝聖躬駕臨嶽樺宮，看望抱病在榻的母親蕭綽。蕭太后常年修身養性，少俗務繁累，因此身體一向保養得不錯。
然而，終究敵不過歲月的侵蝕，畢竟已過古稀之年，過去幾年身子骨一直不太好，用再好的藥補都無大用，讓劉文濟深感憂心。
蕭太后，不僅是劉文濟的母親，更是他一路走來登上皇位的最大功臣，是幾十年隱藏於他身後最重要的謀主。可以說，劉文濟能有今日，是蕭太后一手造就了他，也可想而知劉文濟對蕭太后的感情。
看望之餘，劉文濟以當年“契丹亡國”之事向蕭太后致歉，但他還是小瞧了老母親，蕭後在契丹事上不說話，不是以沉默表示不滿，只是不便開口罷了。
感劉文濟內心之複雜多慮，蕭太后仍是她堅持了幾十年的態度，身心已入中國，再無契丹。劉文濟又諮之以漠北事，人老心明的蕭太后，認識依舊清醒，意見很明確，乃蠻金國，宜早除之，草原大漠，宜分治之。
經過與老母親一番簡短卻深刻的談話後不久，劉文濟徹底下定北伐大漠、攻滅金國的決心，並且，就在十一年秋，在秋高馬肥，金兵最常南掠的季節，朝廷出兵了，正式開始直面並解決漠北之患，也拉開漢帝國對乃蠻金國全面反擊的序幕。
當然，這是基於滇黔之亂進入尾聲，西南大局趨於穩定的前提，否則以劉文濟在軍事上的穩重與謹慎，也未必就會如此急切。
綜劉文濟統治生涯，雖然一直面臨著各種來自朝野內外的壓力，但他對自己的作為也向來是清醒的，他極度渴望給自己的統治披上一層神聖而華麗的外衣，但絕不包括軍事冒險。
不管是滇黔之亂，還是漠北之患，最終訴諸於軍事打擊，其主要目的仍是為帝國的安全與統治。即便忍耐持重若廝，在發動北征之時，還是有人忍不住挑刺，閒言碎語，含沙射影，指責朝廷南征北戰，是在窮兵黷武。
太和樓中的清談闊論可以當耳旁風，那裡議政之風從來開放，有反對也必有支援。真正讓劉文濟感到糟心的，還是朝中一些官員的意見，還是他比較倚重的文臣。
比如集賢殿大學士、禮部侍郎劉筠，就以西南未定、不宜北征上書諫阻，還提出了一系列的北征不利因素，希望皇帝能偃武修文，以安天下人心......
對於劉筠一番建言，劉文濟是出奇地憤怒，收到奏章後，即將劉筠召至駕前，狠狠地批判駁斥了一番，然後將其貶到漠南擔任學政，讓他在狼煙四起的塞北，親口問問邊地的軍民，天下可安？人心可定？
劉筠是雍熙朝的進士，曾與大學士楊億並稱“楊劉”，在才學上雖然不如楊億那般有靈氣，但憑著紮實功底、清簡風尚、標準道德，幾十年下來也成為帝國文壇巨匠，士林領袖。
劉筠曾任中書舍人、知制誥，也曾知貢舉，還常年在政法大學堂擔任教授，還在那裡，與考入大學堂的包拯結下了一段師徒之緣，他是“包大人”的人生導師與仕途上領路人。
劉文濟對劉筠抑或持類似觀點臣僚的憤怒，根本原因在於，他被雙標了，這是尤其讓他討厭，撕裂他內心的行為。要知道，建隆九年時，他為何按捺不舉，就是因為顧及西南。
如今，西南已然大局在握，正欲向北安民建功，劉筠等臣又拿此等言論來勸阻乃至指責，這十分讓劉文濟懷疑他們的居心。甚至於，讓劉文濟產生一種，他對這些文臣“太好了”的反思，否則豈容其如此放肆。
心情激憤時，劉文濟是很想拿世祖時期的諸多大徵來舉例的，與之相比，他的建隆時代就已經不只是剋制了，但依舊免不了以偏概全、斷章取義者。
然而，劉文濟心裡又深深地明白一個道理，他畢竟不是世祖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