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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什麼新鮮的花樣了。2006年5月31日，斯雄在其《施琅：英雄不問出處？》（發表在《人民網·文化論壇》）一文中開頭便說：“2000年到香港後，與多少有點內地背景的港人見面時，經常聽到一句話：‘英雄不問出處。’”接著便批道：“對那些已經成功的現實英雄，沒必要再去追究他們過去是不是見不得人——這樣的觀念，在法治不健全的地方，應該是共有的通病。”筆者就長期生活於港澳地區，然而卻從未從“有點內地背景的港人”那裡聽說過“英雄不問出處”這句話，更不用說是什麼“經常聽到”了。這分明是斯雄為引出話題以攻擊施琅而無中生有的捏造。且其矛頭也指向中國內地——所謂“法制不健全的地方”云云。斯雄指責中國內地央視播放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譽施琅為“愛國將領”、“成功完成國家統一”、“英雄壯舉”是“實有刻意放大其‘功績’，故意漠視其名節之嫌”。那麼，他的根據是什麼呢？為防斷章取義，特把其最關鍵的一段“論證”引述於下：“對施琅的評價，核心問題是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因為涉及人品，為立身之本。這其實既無須牽向滿漢民族之爭，也不必扯到明清朝代之變，僅就氣節問題對他做出道德評價，即已足夠，一個失節不忠之人，在任何時代，都無以立身，為各方唾棄；而其後的作為越大，只會被指禍害越深，罵名更大。以此衡量施琅立身行事，結論不言自明。”這真是奇談怪論！眾所周知，評價歷史上的帝王將相，主要應是看待其作為對國家、人民起了什麼作用，而不是看其個人道德如何。如果其活動對於國家統一進步、民生的安定改善起了促進作用，即使其個人品德有不足之處，對其也應作出肯定的評價。施偉青先生早就評價過評價歷史人物唯道德論的觀點，指出，如果拿這種觀點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那麼，“商湯、周武王、管仲、曹操、魏徵、宋太祖等等大有作為的歷史人物都必須被唾棄”，但是這顯然是不公允的（施偉青著《施琅將軍傳》第104頁）。商湯，原是夏朝君主桀的臣子，他起兵推翻桀的統治，建立了商朝。他結束了夏王桀的*，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周武王，原是商紂王的臣子，他率兵滅了商朝，建立周朝。他推翻了紂王的殘暴統治，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值得讚揚。99毛澤東稱此舉是“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5頁）。管仲，原是春秋時期齊國公子糾政治集團的主要成員，在公子糾被另一個政治集團的公子小白（即後來的齊桓公）殺死後，管仲不僅沒有殉難，反而變成齊桓公最得力的助手，輔佐其成就霸業，存邢救衛，安定王室，穩定了北方地區的社會秩序。管仲的歷史貢獻有目共睹。曹操，原是東漢劉氏政權的臣子，他名為漢臣，實乃挾天子以令諸侯，精心經營，為其子曹丕代漢稱帝鋪就了臺方 階。但是曹操實行法治，重視農耕，統一北方，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魏徵，在隋末各派政治集團中，原屬李密部下，隨李密降唐，後被竇建德所獲，遂在其手下為官，竇建德敗於唐後，他再次降唐。從此他在唐朝任職，以直諫著稱，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促成“貞觀之治”盛世的出現。因而他得到人們的頌揚。宋太祖，原是後周的臣子，他發動陳橋兵變，奪取帝位，爾後採取措施加強中央集權，結束混亂割據的局面，發展社會經濟，是一位頗有貢獻的封建君主，理應給予較高的歷史地位。可是，倘若按照斯雄的說法來看待他們，他們則會被斥為“失節不忠之人”，且“禍害”很深，是要背很大的“罵名”的，“在任何時代，都無以立身，為各方唾棄”。不過，事實是並非“在任何時代”都是對他們作如此評價。就中國內地史學界來說，近數十年來，對以上數位歷史人物是持一致的肯定意見的。海外學者也大多對他們持正面評價。其實，在這方面早在200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