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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出書稿內容必須由唐山市委審查透過，而我當時僅僅是普通院校的一名普通講師。費盡周折，唐山市委書記指示市委有關部門組成了一個15個人參加的審查班子，其中包括原市委、地委主要領導以及唐山市的文化名人。我獨自面對的這多位地位高、權勢重的人。這幾乎是矗立在激流淺灘中的15塊大石頭，我劃著名小船，無論碰上哪塊都會翻船，掉下水去。而且，這15位審查者&ldo;文革&rdo;的關係，是分列在兩邊、甚至是對立的。比如，如何處理&ldo;文革&rdo;中就曾引發兩派對立的原市委書記許某？是寫，還是不寫？對立、爭論，根本不能形成統一意見。在第三次會上，一位原市委副書記講：大家有分歧，說明書稿不成熟，還是等成熟了再出吧！這話就是要&ldo;槍斃&rdo;書稿。我不亢不卑，能接受的就接受，該據理以爭的就爭，當然也做必要妥協。蘇鋒、楊遠、郭耀臣三位老市委書記給了我極大支援和幫助。他們三人單獨開會，要我參加。蘇鋒同志說：我們的任務是幫助子平同志透過這一關，把書印出來，而不是找個什麼理由將書槍斃掉！後來的情形急轉直下，書稿順利地透過了，也按時印刷出來。在紀念唐山地震10週年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書也開了我國地震社會學研究的先河。
我對地震以及一般性災害的研究，從心理上講，經過了這樣兩個階段。起初，這完全是出於一種責任和使命感，很少有現實功利的考慮。這並非是因為我沒有功利要求，而是這種研究與專業基本無關。在對災害的研究活動中，既有諸如經費、資料、時間、人力等客觀條件方面的困難；更有研究過程中調查、思考、分析、寫作等過程中的體力、精力和心理上的付出；我還要接受&ldo;不務正業&rdo;的責難和非議。但是，隨著研究過程的深入，這種責任與使命感便升華為一種內在欲求和興趣，成為一種難以自己的學術衝動，一種欲罷不能的動力。接連我又完成了幾項研究課題。
1996年炎熱的夏季中，我進入《災害社會學》一書的緊張撰寫，整日揮汗伏案。一日，思路正在十分酣暢之時，我卻進入極度疲勞的狀態。我感覺到一種承受力的極限，心裡升起一種恐慌。這時，我忽地明白了：為什麼科學史上總有那麼多的科學家會倒在工作檯上。這是因為，此時的研究活動已經成為一種發自研究活動本身的、在理性基礎上產生的帶有強烈情感因素的內心欲求。是這種欲求驅使著科學家繼續做下去，停不下來，直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時他們已經把自己放在了全速前進的科學列車上，科學家與列車渾然成為一體。這時已經難以分清科學家在推動著科學列車的行進，還是科學列車在帶動著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了。這是我的一種感受，一種體驗，一種心情，並不表明我所做的事情本身有多大價值。這年11月底，《災害社會學》初稿完成，對老伴說：&ldo;我真想哭一場！&rdo;
值得慶幸的是，我終於走了出來。所以說，這是一次穿越地獄的行旅。
那年，白介夫在北京市主管地震（1）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剪文聲地震後，北京持續下了傾盆大雨，很多人害怕餘震，在雨裡待著，不敢進屋。市政府大樓裡也是人去樓空，已經幾乎沒有人工作了。整座市委大樓裡，只有白介夫和市委宣傳部的一個人還在辦公、住宿……
197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四人幫猖獗，造反派把持著一些部門的權力，全國的政治和經濟情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加雜亂。掌權的造反派只重視&ldo;革命&rdo;、&ldo;運動&rdo;，對現實中的一些國計民生的大事卻漠不關心，幾近誤國誤民。當時，以技術幹部身份從中國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