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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由此看來，前述“自然宗教”、“國家祭典”都與妥協和保持原狀的宗旨相表裡。這種漢代的思想體系，劉秀和他的兒子劉莊都竭力提倡。
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3）
豪強兼併是農村社會亂源
劉秀和劉莊在財政稅收上的表現也相當成功。他們的方針是將稅率極度抑低，可是在規定的範圍內毫不通融地執行。根據官方的資料，土地稅只有收成的三十分之一。前漢的鹽鐵專賣，在後漢業已罷除。劉秀的詔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隸為平民。全面確定稅則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個郡守因所報不實而死於監獄。他們父子嚴峻而有心計。全國納稅戶數在王莽時代一度急劇減少，但在劉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1世紀末，其數目不斷回升，自此可見新朝代的舉措合宜。公元2世紀情況略不如前。雖然不斷地與羌人作戰，宮廷內的生活也日趨奢華，可是國庫仍然沒有大量的短絀。但是在對付私人財產時，後漢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與組織上的缺陷，終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條件下，私人財產之膨脹總會產生問題。這私人財富可以立即變為政治權力，有時這些財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場合之中角逐。司馬遷曾提出，公元前154年很多王國全面叛變之際，西安的一個商人在三個月之內所貸之款獲利十倍。在這情形下，他所貸之款在支援朝廷之中央軍，可是不同情況之下，私人之財也可用以支援叛軍。在更為特殊情形之下，鄉村間之財富更可以促成變亂。
中國農村在歷史之發展上系以小自耕農為主體，可是因之也構成組織上的弱點。小自耕農各自經營，每家每戶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這關頭又出現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當中的不平衡而產生緊張局面，外表看來尚妥協和諧，實際已是小大之間的競爭。其演變所及，無法避免富強者得勢、貧弱者受逼。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稅率抽稅，通常的情形便是稅收短絀，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賙濟，也連帶受牽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國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礎者，在中國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農戶耕地既小，也無從僱請律師，覓取技術上解決爭端之原則。凡是有關借債、押當、失去取贖權（foreclosure）和強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種糾紛，很少能在中國透過法庭有秩序地解決。一般情形之下乃是當地富紳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執行。而猶不止此，如果某一問題村民不能和平地解決，地方官更是無法合理地解決。儒家教養使他們不能不顧及窮人的困難，可是在維持秩序的原則之下，他們又不能將富家的利益置之腦後。他們的出路只有兩條，要不是勾結幕後有權勢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們以博得不畏豪強的聲名。下級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確切的規律而躊躇，其上級之處境也大概類是。以上簡單所述，因著螺旋式發展，成為中國農村史內紛見沓至的老題目。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當之處：也就是所有的官僚與平民都確實遵守紀律。
後漢因“中興”而起，也就不容易對付這類問題。其契機已成，在維持現狀和不事更革的狀態之下，又加以當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滿足，那麼整個朝廷也無從廓然更張向某一方向邁進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漢帝國因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動，經過一段休養生息才得以復元。可是財富繼續集中於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債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處，至此只有打擾鄉村間的安寧。地方政府原來長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言辭，而短於經理上的能力，如此一來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儒術成了做官的階梯
兩漢的提倡儒術固然使官僚組織間思想一致，但也產生一種不良的影響——讀書人除了做官之外別無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