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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寺路上行軍，配上蘇格蘭風笛的軍樂。上海也是罪惡的城市，酒吧裡有水手及妓女，城裡有賽馬、賽狗、賭場、黑社會及黑幫老大。但是，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電影都是在上海拍攝，許多書報雜誌——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這也是上海充滿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變後，日軍全面佔領這個國際都會，原先百無禁忌的歡樂大幅節制。不過，令我驚訝的是，許多舊店家居然能安渡戰爭及被佔領時期。先施百貨還在，永安百貨也是。在法國租界霞飛路上的咖啡廳及餐館內，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廳仍裝有吃角子老虎，商店裡滿是商品，沒有配給或價格管制的跡象。展示的商品包括羊毛織品、絲織品、菸草和知名的威士忌。還有錫罐裝的香菸：三堡牌（Three Castles）、絞盤牌（Capstan）、駱駝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 Strike的綠色標幟並沒有在戰爭中煙消雲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個角落躲了一陣子，在戰後以原來的面貌出現在架子上。欣賞完種種商品後，我開始替自己買件睡衣，這時才驚喜異常，因為商店不只願意接受法幣鈔票，而且法幣的購買價值相當於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營兌換錢幣的香菸店裡，我很快證實了這個令人狂喜的發現。這家店買賣黃金、美金及法幣。我從來沒有預期到，任何店家會將我們領到的紙鈔視為真正貨幣。兌換的匯率也對我十分有利，我開始覺得，在飛到上海前在柳州剪頭髮是多麼地愚蠢。如果我延後二十四小時再理頭，在柳州花的那筆錢，可以讓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旋轉椅上，剪一整年的頭髮。我在內陸買點心的錢，足以在這裡的上好餐廳享用一頓豐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廳裡付的小費，可以在上海吃一頓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賣的兩件厚黑呢襯衫，可以讓我在這裡訂做一套羊毛西裝。背袋的錢讓我頓時成為富翁。
正如加爾佈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在中國內陸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區之間，存在著空前的幣值差異。（加教授後悔沒帶現金到上海，無法趁機採購價格便宜到離譜的真絲和綢緞。如果他當時來找我，我就可以幫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間飯店。）在特殊情況下，要致富並不難。當時我應該把手上的現金換成黃金，找個藉口去搭美國飛機（當時正從事規模極為龐大的部隊運輸作業），回到柳州，賣掉黃金，再回上海，買更多黃金。正如加爾佈雷斯所說，事實上，這是合法的勾當。不過，我不應該為錯過大好良機而後悔哭泣。那樣的冒險將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軌道，其後果將超乎我的想象。因此，當時膽小的我乖乖把錢留在背袋裡，偶爾拿出一小部分來享樂一番。我並沒有把這筆錢換成美金，所以後來貨幣貶值時吃了虧，幸好貶值速度並不快。只要我還有這筆錢財，我的生活就還算愉快。這種“來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錢管理方式並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頂尖經濟學家的加爾佈雷斯，也沒有比我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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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2）
在上海住了兩晚後，我們飛往南京。鄭將軍負責處理偽政權時代的“偽軍”。他和部分軍官面談，決定他們的未來。士兵則被國軍吸收，或是轉成警力。後來有些人穿著新制服參與在東北的戰事。
我們在南京時，目睹岡村寧次將軍正式對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投降。日軍忙著清理受降典禮的場地，這些士兵維持絕對嚴謹的紀律。輸了大戰、帝國體系解體、希望和保證落空、犧牲個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帶來的壓力和焦慮，都無法構成不服從的藉口。他們的軍官一點也不失去權威，仍然對士兵大叫“你們這些廢物”。
9月9日這一天，岡村寧次抵達中央軍校，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