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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儒與吳昌時、董廷獻議來議去，覺得可以拿宣府、天津、登州等地的工坊主及商賈徵收重稅，補朝廷所用。
甚至，周延儒覺得，根本不需徵收重稅，只需在宣府、天津、登州仿照林純鴻徵收營業稅、增值稅，就足夠了。
周延儒、吳昌時和董廷獻挑選三地，無疑費了一番思量。
當初，黃渤考慮到宣府、北京及天津優越的地理位置，繆力在三地發展毛紡織業。黃渤的心血沒有白費，宣府迅速成了僅次於東勝的羊毛集散地，而北京、天津的毛紡織業僅次於西安，毛紡織品不僅暢銷華北大地，甚至遠渡重洋至印度、東非及歐洲。
江南、荊州、福建、廣東等地的商人資金實力雄厚，藉著黃渤的東風，迅速掌控了華北範圍內的毛紡織業，每年向朝廷繳納不菲的稅收。
與此同時，林純鴻在旅順開放了與滿清的貿易往來，作為離旅順最近的海港城市，登封近水樓臺先得月，理所當然地成了山東的貨物集散地。
也就是說，宣府、天津、登封等地有油水，那裡又都是一些擁護林純鴻的商賈，周延儒不搜刮他們，難道還勸解大官僚、大土豪納糧？
周延儒還算謹慎，親自試探了陳奇瑜的態度。當陳奇瑜聽聞周延儒欲在天津、宣府、登封三地試點以營業稅、增值稅代替以往的商稅徵收辦法後，一眼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圖。
不過，出於公心，陳奇瑜堅決反對周延儒魯莽從事。他苦苦勸阻周延儒：“徵收營業稅、增值稅需要專業的財稅人員，還需要一整套的類似荊州的財政制度，方才能順利從事。現在朝廷沒有任何基礎，貿然推行，勢必將三地攪得一塌糊塗。到頭來，收上來的商稅恐怕還不如現在的卡稅和門稅。”
周延儒覺得陳奇瑜是楊嗣昌的人，對陳奇瑜的勸阻混不當回事。
他又派幕僚試探了在三地有著直接經濟利益的一幫官僚和鄉紳，讓周延儒吃驚的是，這幫官僚和鄉紳也堅決反對。
反對的理由五花八門。若論實質，就是他們透過卡稅和門稅獲取了極大的好處。
周延儒這才認真思考改變商稅徵收方式的可行性，最終放棄了這個打算。
不過，周延儒從三地搜刮油水的既定政策，永遠不會變。
周延儒指示董廷獻上奏章，說宣府、天津、登州三地的商賈則窮奢極欲，時值朝廷財計艱難之際，理應讓這幫商人為朝廷貢獻更多的稅收。
董廷獻建議，在三地增設門卡，提高商稅稅率。
周延儒立即票擬，送至通政司，連與朝臣商議的意思都沒有。
朱由檢見到奏章後，對董廷獻描述的商賈奢華生活，越看越生氣，拿出紅筆，狠狠地畫了一筆，批紅完成，只要給事中不封駁，就會馬上生效。
增設門卡，提高稅率，無疑提高了眾多官僚、鄉紳上下其手的機會，此奏章除了陳奇瑜反對了幾句外，幾乎沒有聽到反對聲音。
來往於三地的商賈，就這樣被朝廷當做了砧板上的肉，試圖狠狠地切下了一大塊。
章節目錄 第六百八十八章 天津事變
商賈是不是砧板上的肉，這點有待商榷。至少，對商賈自身而言，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砧板上的肉。
這些年，林純鴻對商賈頗多遮護，慢慢將他們慣出了壞脾氣，在海外，在大明境內，稍有不如意，就上告至監察府，請青天大老爺做主。
商賈資金豐富，由於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商賈的案子多以他們勝利而結案。因此，一般的鄉紳及底層官僚，還真不敢惹大商賈。
不過，這個壞脾氣也非常有限。比如，前些年林純鴻一聲令下加稅，商賈們雖頗多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