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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旅駐防綏德後，為了保衛黨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採取多種方式，同頑軍開展尖銳的鬥爭。當時，國共雙方經常在專署內一起開會鬥爭。1942年2月，何紹南自西安返綏德後，更加緊了反共活動，並準備以5個保安大隊包圍襲擊我九旅旅部。後發覺我們已有準備，就率部逃向橫山石灣，途中被我殲滅大部。從此，我們進一步鞏固了邊區，並同華北敵後根據地連成一片。1940年4月，抗大三分校為了使教學同實踐工作緊密結合，更好地為部隊培養、輸送合格的指揮員，校長許光達、訓練部部長李國華率領70多名教員和部分學員，到九旅參觀學習。我也是參觀學習團的成員之一。我們在九旅學習了一個多月。快要結束時，聽說九旅想從教員中留一些人到基層部隊中加強工作，我馬上去找李國華部長，堅決要求留下來。原來在我們實習過程中，王震旅長看到這些知識分子幹部有文化、軍事素質好，非常喜歡。他就找許光達校長要求留下幾位教員，充實部隊。校長同意後，九旅就派政治部的同志去考核、挑選。由於我上過軍校，還參加過淞滬抗戰，在抗大學習和工作表現也不錯，又多次積極要求到前線部隊，所以就被選中了。當時訓練部部長李國華可能覺得我年輕聽話，佈置起工作來得心應手，對我很信任，所以他最初不同意我留在九旅。其實他自己也想到部隊去，就動員我再等等，有機會一起上前方殺敵。我就對他講：&ot;像你們這樣的高階幹部不好分配，機會太難找了，而我們營、連職幹部的工作分配，不用驚動上級，您還是放了我吧。&ot;經過死磨硬泡，李國華總算答應了我的請求。
九旅本來還想多留一些人，王震要幹部的原則是越多越好。可是抗大教員也緊張，最後決定只留下了我和陳實兩個人。陳實任旅部教育科副科長，原計劃要我到旅部教育科當副科長，我就向參謀長唐子奇表示：&ot;我申請來部隊，就是想到基層帶兵打仗。&ot;參謀長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向我解釋道：&ot;紅軍同國民黨部隊不一樣，帶兵方法、制度完全不同，你未必適應。如果一定要下基層，不如先到教導營鍛鍊一段時間，熟悉了紅軍的管理方法和作戰指揮職能再說。&ot;於是，我就找陳實商量，他也覺得參謀長的話有道理，剛到紅軍部隊，任何事都沒有親身經歷過，不妨先在教導營學習一段，這樣可以熟悉瞭解紅軍的管理體制。最後，旅部決定派我到教導營一隊任副隊長。教導營一隊隊長叫吳進清，指導員姓譚，都是紅軍幹部。我與他們相處尚好，雖然每天操練很忙，但精神愉快。紅軍和國民黨軍隊的建軍宗旨本質上完全不同，特別是紅軍部隊強調官兵平等，以說服教育為主，不可以打罵士兵。但在管理制度方面都要遵循軍隊的要求，出操、上課、野外演習、警衛值班這些內容是任何現代軍隊都具有的共性。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日常訓練和部隊管理。
我在連隊工作了大半年，1940年底，九旅已在綏德安好了家，部隊暫時不打仗，旅部就將教導營的工作重點轉到部隊訓練，於是決定擴大教導營編制，由原來的兩個隊擴編為四個隊。一隊學員是營級幹部，二隊學員是連級幹部，三隊是排級幹部，四隊是政治幹部。每隊一百多人，共四百多人。在綏德練軍的條件也不錯，有現成的營房和操場。為了加強教導營的工作，旅黨委決定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同志兼任教導營政委，營長江子炎是位老紅軍，文化不高。我由一隊副隊長升任營參謀長，後又任副營長。政治處主任是於丁，後來升任副政委。於丁是江蘇鎮江人，在省藝術專科學習過，1937年到延安，先後在陝公、抗大、馬列學院學習。他早我兩個月到九旅工作。我們都是從國統區來的青年學生，自然比較親近，經常在一起交談對八路軍的感受。當時，教導營還有一名副營長張英，是從國民黨軍隊俘虜來的，當過連長，人很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