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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令，但在面對高敖曹時便說漢話。高敖曹曾入丞相府遭到門僕阻止，高敖曹引弓射之，高歡亦不見罪。
但無論高歡個人對高敖曹怎樣的禮遇，東魏之所建立依賴北鎮武人為其軍事基礎的基本路線不會改變，高敖曹這樣的存在在東魏自然是一個異類。
東西魏河橋之戰，是東魏侯景、高敖曹率先發難，進攻金墉城。之後侯景退走河橋，西魏大軍得以全力進攻高敖曹部，高敖曹最終不敵退走，抵達河陽時卻被河陽太守高永樂拒絕接納，最終西魏追兵趕到、斬殺高敖曹。
在這過程中，始終不見侯景對高敖曹進行有效增援，而作為高歡族親的高永樂對高敖曹更是惡意明顯。
所以說，高敖曹的死，其實是北鎮武人為主體的東西魏聯合對高敖曹這一漢人武裝代表的排斥與加害。
侯景作為懷朔鎮僅次於高歡的北鎮武人代表，其時又離開河北前往河南發展，高敖曹也時常領兵於河南進行軍事活動，彼此間的勢力範圍與活動空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衝突。
雖然河橋之戰的爆發不是以剷除高敖曹為最大動機，但當戰場區域性形勢形成時，侯景是有絕對的理由和動機放棄高敖曹這一友軍。
高敖曹長久以來不合群的桀驁姿態，也讓他遭到東魏北鎮武人群體杯葛排斥，因此高永樂落井下石，眼睜睜看著高敖曹被西魏軍隊斬殺。
高歡對渤海高氏的態度，也是東魏政權初期勢力格局一大線索。
最初，高歡剛剛接手六鎮鎮民，因六鎮之眾疲弱難戰、勢力仍然弱小。正是靠著河北豪強的主動接納，高歡才得以順利進入河北。
直至韓陵之戰時，高歡的兵力仍然遠遜爾朱氏，這說明他對六鎮鎮民的整編仍然不夠徹底有效。
前文有講，高歡對六鎮鎮民的收復，是建立在一系列包括欺詐在內的權術基礎上的。因此高歡對六鎮鎮民的控制力究竟幾深，仍然存在著很大的討論空間。
起碼在邙山之戰發生時，六鎮鎮民或者說其中的代表將領，對高歡是否篤定效忠，就連高歡自己都不能確定。
這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東魏將領彭樂。戰爭初期，彭樂因為衝得太猛，有人誣告彭樂反叛，高歡居然信了。而彭樂在幾乎抓住宇文泰的情況下仍然放走對方，足見上下級的溝通是存在很大問題。
據此言之，高歡之對六鎮的掌控，與其說是令行禁止，不如說是拉攏示好。
｛東魏武定四年末，高歡臨終前看到兒子高澄憂心忡忡，就問兒子是否擔心侯景造反。
高歡說：“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撥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
這段話很著名，為研究此段歷史的學者所熟知。
“養”與“被養”，放在東魏具體的歷史場景中，高歡顯然是被動的，他不能不養。
漢族官僚杜弼三番五次提醒高歡，干涉一下勳貴“掠奪萬民”的行為，高歡的回答是：“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
這則例證，反映了高歡與勳貴之間“養”的具體涵義：高歡縱容勳貴，換取勳貴在武力上的支援。所以，高歡和勳貴之間的關係，在上下級之外，某種程度上帶有對等的性質。｝
（引自《北鎮勢力與北朝政治文化》）
有關高歡對北鎮武人的縱容，還有一段他和杜弼之間的對話同樣很知名。
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
這段對話顯示出高歡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