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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分解和破壞的過程，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南京條約後的初期，還沒有因以後的條約而開放更多的港口，所以可以稱為五口通商時期。在這時期，中國的進出口額比起以後還是很小的，但是在靠近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區，原有的社會經濟生活已經開始受到了深刻的影響。
由於茶、絲等農村產品愈來愈多地供應輸出的需要，刺激了產區的農民更多地從事這些生產。例如福建武夷的茶，當時有人這樣說：&ldo;武夷北苑，夙著茶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未業所存，易荒本業。乃自各國通商之初，番舶雲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爭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種愈多&rdo;1。這就是說，這裡的農民愈來愈多地拋棄糧食生產，而生產這種&ldo;飢不可食，寒不可衣&rdo;的商品。絲、茶和其他出口商品的生產者，仍然是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民2。每年出口幾十萬擔的茶葉和幾萬擔的絲是從千千萬萬小農家庭的點點滴滴的生產累積起來的。這些個體小生產者，&ldo;把採集的茶葉，就近在鄉間市集上賣與收購商販，收購商販或將茶運送到通商口岸去出賣，或在當地賣與茶商，洋商又從茶商之手購買&rdo;3。絲和別的產品也是如此。這樣，從事小生產的中國農民就被卷進了他們所完全不瞭解的市場‐‐國際市場。他們不得不忍受從當地小商販、中國大商人直到外國商人的重重的盤剝。倫敦和紐約的茶市場、絲市場的價格支配著他們的微薄的產品的價格，支配著他們的命運。
外國的機制工業品的輸入，以其價廉，而使原有的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城鎮小手工業受到了排擠。這在若干地區的手紡織業中最為明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一個關心社會經濟情況的作者談到松江、太倉一帶的情形說：&ot;松大利在棉花梭布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分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ot;11847年，英國商人的一個組織的報告書中寫道：&ot;中國人所織的白而結實的布比我們（英國）的貨物貴得多。我在上海發現，由於我們的布代替了他們的布的結果，他們的織布業已迅速下降了&ot;2。固然，在五口通商時期，外國的機制布還沒有能在它所到之處摧毀一切中國小農的簡陋的織布機，因而當時一些英國商人慨嘆他說：&ot;土布中，不論粗細，所含原料特重，而其生產成本之低，足抵制一切外來的嚴重的競爭&ot;3。但是這是一場什麼樣的競爭啊！這是中國的小農盡力壓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幾乎赤手空拳地來和以大炮為前鋒，以不平等條約為護身符的蘭開廈的蒸氣機工廠的&ot;競爭&ot;！中國的一個關於嘉定縣的記載中說：&ot;往者匹夫匹婦，五口之家日織一匹，贏錢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賤，計其所贏，僅得往日之半耳&ot;4。這種情形表明，中國農民的小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的壓力下面，掙扎求生，是多麼的艱難！
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城鄉商品經濟已經有所發展，從而使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緊相結合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能不開始發生變化，因而中國社會經濟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的因素。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雖然加速了這種變化，但是其結果卻不是使中國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而是使中國走向殖民地化。在五口通商時期，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即買辦資產階級的開始出現。
毛澤東說：&ldo;帝國主義列強從中國的通商都市直至窮鄉僻壤，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以便利其剝削廣大的中國農民和其他人民大眾。&rdo;1這種買辦階級的產生早於現代的民族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