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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也。&rdo;縱覽事後的局面，他看得精。
其實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軍聯合荷蘭艦隊攻陷金門，拔去鄭氏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個據點後，&ldo;棄臺&rdo;論就一直甚囂塵上。在明珠、康親王傑書等一干執掌國家大政的清朝權貴眼裡海洋是沒有價值的，籌備跨海攻臺，更非精於騎射的八旗軍的強項，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漢八旗水師的價值，抬高他們身後的漢官們的身份，這是他們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時，組建水師的巨大花費，更讓他們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來，多數清廷權貴對此都極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軍攻克臺灣後，許多滿族大臣依然頻繁上書，堅稱&ldo;荒島無益，徒縻錢糧，不如棄之&rdo;。康熙本人，在攻臺還是棄臺的問題上，長久以來也猶豫不定。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能夠採取靈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棄攻臺的動議，並非是不可能的。
但是鄭經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師，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臺灣水師的強大戰力後，也同樣堅定了清廷攻臺的決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詔，命素來力主復臺，先前被解除兵部職務的大學士黃錫袞重新&ldo;署理兵部事&rdo;。此後，黃大學士的兩個妹夫‐‐施琅、姚啟聖，一武一文相繼得到重用，這兩個人，就是後來鄭氏家族命運的&ldo;終結者&rdo;。大清的對臺政策，從此不再搖擺猶豫，沿著&ldo;平臺&rdo;的軌道隆隆開進。轉向的原因很簡單：鄭經用事實告訴清廷，臺灣始終是清廷的威脅，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威脅。在鄭經的一生裡，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對陳永華未能言聽計從，後果卻是無可挽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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