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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的國家機器並不做任何有利於社會生產發展的工作，唯一可以算是這方面的工作是治河。為治理黃河和其他易於成災的河流，清朝特設河道總督，其品級相當於管理兩三省的總督。還有其他許多治河官員。國家支付的治河款項雖然不少，但是效果很小。河工成為官員營私貪汙的&ldo;肥缺&rdo;。
明朝後期，對於民間的商業、礦業加重徵稅，起了壓制初興的資本主義萌芽的作用。清朝實行的是類似的政策，它透過官僚機構壟斷一些大商業，如鹽業和進出口貿易，並且在內地設立關卡，對於運銷過程中的商品，重重徵稅。這都是不利於自由商品經濟的發展的。
總之，封建主義的專制政權用它所擁有的一切手段‐‐行政的、強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識形態的手段，維護個體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基礎，極力打擊和扼殺任何足以動搖這種經濟基礎的新因素，因為，以吸吮千百萬農民的血汗來餵養自己的全部封建主義上層建築，只能是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面。雖然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使得許多農家無法繼續維持&ldo;男耕女織&rdo;的那種生活，因而造成封建統治的危機，但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權繼續頑固地用一切手段維持固有的社會秩序。很明顯，不打碎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權這個桎梏，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可能的。
（三）農民革命
明朝晚期，由於田賦收入日益減少，專制皇朝極力加徵商稅、礦稅，激起了各地商人和城市貧民的反抗。特別在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以後的十多年間，朝廷派出的太監紛紛前往各地橫徵暴斂，許多城市，如湖北的荊州、武昌，山東的臨清、江蘇的蘇州、廣東的潮陽、江西的景德鎮，都發生了激烈的民變。在這種民變中可以看到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而出現的城市市民和封建統治者之間的矛盾。
在當時的知識界中，結社的風氣很盛。許多在朝廷中擔任過較低官職的或尚未做官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以講學的名義組成團體，他們諷議朝政，評論人物，抨擊貪汙腐朽的當權勢力，主張開放言路，改革弊政。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被把持朝政的太監勢力排斥，回到江蘇的無錫，和氣味相投的一些知識界人士在東林書院講學，這一派人由此被稱為東林黨。當權的太監和依附於太監的官僚們被稱為閹黨。兩黨間的傾軋和鬥爭一直延續到明朝在南方最後滅亡時。這種鬥爭雖然基本上是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但是由東林黨形成的社會輿論也代表了城市市民情緒。天啟年間（1621-1627年），封建統治者壓制自由講學和自由結社。
東林黨一些積極分子被逮捕以至被殺時，蘇州、常州這些手工業、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中，都發生了群眾性的抗議行動。
當時的城市市民雖然可以說是近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前身，但是還遠沒有形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所以在明朝統治下的危機的總爆發，仍然如以往的各個朝代一樣，表現為單純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
明清之際的思想界出現了一些對封建傳統勢力說來是異端的思想。有些傑出的思想家，如黃宗羲（1610-1704）、顧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唐甄（1630-1704），提出了帶有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色彩的觀點，表現了對於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君主專制制度，對於封建的道德倫理觀唸的不同程度的懷疑和否定的態度。他們的思想體系總的說來還是封建主義的老框框，他們在這種老框框的束縛下透露出來了對於某種新的社會關係的朦朧的嚮往。這究竟是什麼樣的新的社會關係是他們所不瞭解的，靠什麼力量來實現這種嚮往更是他們所不知道的。他們雖然一般地對於在封建剝削下過著悲慘生活的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