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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在漢朝政治中佔有一定的地位，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的。延及東漢，光武帝本是太學生，在軍中奪天下時猶&ldo;投戈講藝，息馬論道&rdo;，所任用的一朝功臣也大半通儒，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民間的儒業亦十分發達。五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都分別出現了專門研究講學的著名學者，形成了與後世朱程等人的&ldo;宋學&rdo;相併稱的&ldo;漢學&rdo;。當時的經學門戶壁壘森嚴，士人崇尚名節，弟子以堅守老師的學派門戶為最高榮譽，相互標榜，品評砥礪。都城的博士弟子由武帝時初設的五十人，猛增至一萬多人，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有廣泛基礎的政治勢力。
再加上漢朝官員選拔制度為地方察舉制和公府徵闢制，士人入仕，需要有關官僚運用察舉、徵闢的權力進行考核和推薦，從而與這些官員們結成集團，號稱門生故吏遍天下。這樣形成黨派之爭就在所難免，在漢代主要是士人內部小集團之間的小鬥爭以及士人與宦官之間的大鬥爭。
清議形成
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除了胡作非為，大肆搜刮外，還把持著官吏的選拔大權。他們濫用親朋，混淆黑白，讓很多有品行，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無法入仕。當時民間流傳有&ldo;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rdo;的歌謠。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盪，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一方面使失去晉身機會計程車人對現實社會不滿，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有良知的官僚發出打擊黑暗勢力的呼聲，他們聯合起來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ldo;清議&rdo;之風，這種風氣直接針對的是宦官勢力，遭到其，釀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那麼，東漢末年的這種清議風氣是怎樣形成的呢？
本來察舉及徵闢的標準，主要是儒家的&ldo;德&rdo;。當時，德行高潔之人是被看作可以輔翼聖教、敦睦民風的政治人才的。然而，&ldo;德&rdo;是一種十分抽象的東西，沒有一個辦法將其量化考核，所以，察舉、辟召主要就靠社會輿論，靠人們的口口相傳。這樣，品核他人就開始為社會所重視，這種人物評論的風氣就漸漸流行開來。
到了東漢後期，尤其是桓、靈之世，士人們的評論就慢慢發生了變化，此時由於宦官專政十分嚴重，評論就不單單是為了推舉與選拔人才，揭露奸邪也成為它的一項職能。清議成為士人在政治、社會上最初始的一種勢力表達。桓帝時的太學生達三萬人，他們和朝廷中的大臣聲氣相通，傾動天下，抨擊朝政，形成一股十分強大的清議勢力。這兩部分人的結合，使得東漢清議的影響力已經不限於中下層社會了，而開始&ldo;品核公卿、裁量執政&rdo;，對朝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有左右朝政之嫌，這也是黨錮之獄興起的緣由。
東漢時期儒學的興盛，客觀上也使士人的主體意識得到增強。儒家對德行修養的強調，很快轉變成士人&ldo;重德行輕功業、重德行輕利祿&rdo;的價值實踐。這樣，追求功業、利祿被看作是世俗之人，強調德行修養，反而成了大多數人的追求。加上朝政的黑暗也使士人們逐漸失去了對朝廷的信心，從反面更加讓士人們對功業、利祿失去興趣。社會這樣的發展使得漢代計程車風從溫柔敦厚逐步演變為張揚自我。
士人們的結黨使得政府的輿論控制力下降，給了士人清議一個相對於前後時期都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推動了清議風氣的發展。這樣清議遭到打擊也是遲早的事，一場黨錮之獄呼之欲出。
黨錮之獄
外戚與宦官的專權擅政，使有正義感計程車大夫紛紛退隱山林。桓帝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