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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委員”的帽子，積極參政議政。
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結合，在推動地方經濟和城市建設的同時，如果不加限制，就會給社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比如政府公共服務的弱化和導致公共政策偏向某些利益群體，對社會弱勢群體需求的忽視，甚至演變成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破壞。前幾年經濟適用房戶型偏大，大量被有錢人購買用於投資，而廉租房建設遲緩就是明證；再如在關於政府該不該干預房價，市場經濟要不要住房保障等問題上，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認識並不統一，而某些開發商藉助政府權力強勢拆遷也時有發生。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房價、話語權與政策博弈（2）
然而，隨著社會*政治建設的推進，藉助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社會權力正在藉助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透過不同的方式，影響和打破這種格局，從理論上媒體與非政府組織沒有實權，但在實際上他們有權力。因為他們塑造了社會輿論，並透過輿論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世紀之交的頭幾年，房地產資本主導了媒體和輿論的眼球。他們大量投放廣告，開展各種形式的研討會、政策形勢分析會，邀請官員參加開工儀式、開盤儀式，搞各種概念樓盤評比，亦或也搞些公益募捐，而房地產大老闆登珠峰、拍電視劇、出書、到名校開講壇成為時尚。北京某主流報紙也曾創造了月房地產廣告收入超3000萬元的奇蹟。然而，伴隨著一場全民的關於“房地產暴利”的大論爭，以及越來越多的“保安打人”、“違約交房”、“面積縮水、質量縮水”等負面報導的泛濫，以及各地群眾自發的維權活動，房地產開發商一度成為媒體攻擊的興奮點，是媒體拋棄了房地產資本嗎？不，是社會權力爭奪話語權的強勁反彈。
當然，政治權力更加關注社會權力的直接原因還在於中國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策方針指導下，政府的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和政府的職能正在發生變革。強調有限權力，依法行政；關注社會公平，強調公共服務；推行科學決策、*決策；倡導政府資訊公開，有序擴大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比如，2005年北京最大的經濟適用房社群天通苑的居民向北京市規劃委反映，要求對地鐵5號線增加“天通苑”站，當時，天通苑南北站區的主體橋墩已經做好，新增天通苑站需花費7000多萬元人民幣。對於許多居民來講，這一結果並不是預料的事情，事情的起因也只是一個業主在天通苑社群網站上的發貼，緊接著是越來越多的跟貼和倡議書，並發展到萬人簽名和政府對話的群體性事件。民意顯然是導致最終結果的決定性因素。
社會權力和民眾話語權的提高，集中體現在透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密切聯絡人民群眾的渠道，反映到代表的議案和政協委員的提案中，以及*黨派的參政議政工作中。以北京為例，連續幾年代表和委員關於城市建設和住房問題的議案、批評、建議逐年上升，2007年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根據代表議案集中反映的物業管理行業的有關問題組織了執法檢查；在市十二屆人大五次會議上，李賀林等代表提出“關於進一步完善住房政策，加大政府投入，以解決中低收入階層住房問題的”建議，被列入常委會重點督辦工作，常委會主任親自督辦建議的辦理；2008年常委會還將聽取和審議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解決中低收入群體住房困難”議案辦理暨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的專項工作報告。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政府的工作，促成了一批群眾反映集中的共性問題的解決，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而2007年民建中央《把廉租房制度納入社會保障範疇，推動住房保障體系建設》提案等，也直接推動了國務院關於廉租房有關政策的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