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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樣的機緣。比如別開生面，比如別具一格，比如別出心裁，比如別樹一幟。而黃仁宇的公眾化，便正在於他同時扣住了文化與市場的脈搏並借了譭譽參半的出場方式而“搞掂”。相對較深厚的文化底蘊、相對較紮實而符合市場標準的亮相方式、相對強大的傳播機制、相對來說在公眾層面上喜聞樂見而在票友和專家層面上充滿爭議的話語門徑，這四個條件同時具備下的某種機緣，可能成為文化人進入公眾視野的模版。次第牽連至今天的餘秋雨、易中天、于丹們，莫不如是。
黃先生對中國歷史的學術貢獻可能不足於讓其成為學界普遍認可的大師，可他的性格和創作狀態則足以使其在外國讀者、非專業讀者、迷戀於可讀性和新奇性的讀者中產生遠勝於專家們的震撼力、影響力和佈道效果。在史學同行中他更象一個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評的讀者群中他則更象一個思想者。無論是專業人士還是歷史愛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嚴重不成熟的觀念，可同樣是這群人又不得不驚異於他的巨大市場。一個讓專家們羨慕有寵大的讀者群、讓讀者們欽佩有足夠見識的人物，難怪會在漫天的譭譽中成為一個新學科的研究物件：那個新學科叫作“黃學”，而那個學科的書被戲稱為“黃書”。
略嫌浮躁的資訊時代的到來呼喚著一種既有“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飽學之氣又能迎合讀者、以足夠“好看”的供給創造讀者需要的人。讀者們期待新奇、新知和新穎的知識的各項要求，往往不是從那些極專業、極高深的專家們身上獲得的——他們的創新有時只適合在一個很小的圈子內流通在則不適合廣大的散漫讀友。於是，一些學術能力並不是超前但卻具有超強的歸納能力、綜合能力、學術成果通俗化本領、超強的文字親和力的“作家”，便成為中下層、非專業、愛好型讀者們的首選。黃仁宇就是這樣的人。
雖然免不去“不倫不類”的印象，黃仁宇依舊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文化人物。
——筆公 《黃仁宇：一個“不倫不類”的歷史學家》
《萬曆十五年》的走紅還有深層的原因，那就是黃仁宇所謂的“大歷史觀”在發揮作用。它實在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數十年間在史學界掀起陣陣波瀾；但是它能在當下掀起大眾閱讀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黃先生的才智與膽識了。讀他的書，在“淺閱讀”的層面上，我也常常激動不已。我好說黃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認為中國失敗與落後的結症正是“道德治國”；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術與法律，那是很危險的事情。他認為，應當最大程度地將道德排除出歷史討論的範疇，在看待歷史時，應當考慮當事人能怎麼做，而不是應該怎麼做，道德評判並非史家的責任。其二是“反性善”，黃仁宇借萬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樣，一身而兼陰、陽兩重性。既有道德倫理的“陽”，就有私心貪慾“陰”，這種“陰”也絕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其三是“反歷史”，黃仁宇既然有了“大歷史觀”的武器，就要評判以往的“小歷史”。他提倡在歷史的棋局上，應當從縱深去看問題，一匹馬被車吃掉，直接原因，或許是因為它被別住了腿；然而馬之所以被車吃掉，乃是從棋局開始雙方對弈之綜合結果。你不覺得這種“把一切事件的發生，均納入歷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帶著一些歷史決定論的痕跡嗎？
——俞曉群《黃仁宇：讓遊子的孤魂，牽著親人的衣襟歸來》
黃仁宇的史觀實為勝者為王的史觀，完全以近代的“大結局”作為判斷過去歷史正確與否的根據：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合理的、正確的；在近代失敗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荒謬的、錯誤的。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自有專業價值，《萬曆十五年》的寫法創新也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