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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和經驗都已證明：妊娠期是種獨特的健康狀態，最好順其自然。
我們費爾丁·羅思的人經歷著一場妊娠期藥物的災難，正為之付出重大代價。
今後，我們要在道德與經濟方面努力幹得好些，從別的方面去開發財源，而且敦促其他公司也這樣去辦。”
西莉亞原來估計老資格的董事和律師克林頓·埃瑟裡奇會跟她唱反調，可他這時卻發言支援她。
“談到財源，我贊成喬丹太太的主張，把蒙泰尼的災難變成商業上有利的好事。恐怕你們有的人還沒注意到，這份所謂的信條——這董事把它舉起來——是非常聰明的主意，它是我們推銷其他藥物的一篇呱呱叫的宣傳品，會有很高的美元價值。我想，這一點到時候我們會發現的。”
西莉亞心裡一怔，接著提醒自己不妨接受這支援，即使他支援的理由不妥。同時她納悶：埃瑟裡奇明明是文森特·洛德的朋友和後盾；很久以前薩姆就發現，這人有時把研究部主任的觀點帶到董事會會議上來。洛德是知道費爾丁·羅思信條一事的，也知道今天要在董事會上討論，他和埃瑟裡奇幾乎可以肯定商量過這件事。因此……她眼下接受的這一支援，是否間接表明洛德向西莉亞承認他在蒙泰尼問題上的歉意呢？她認為這點她永遠不得而知。
董事們主要就如何實施這信條提出問題來討論。但最後作結論性發言的是電視廣播網的巨頭歐文·諾頓。
諾頓在幾天前剛慶祝過他自己的八十二大壽，這時在長會議桌的另一頭望著西莉亞，乾巴巴地說，“喬丹太太，你也許注意到了，我們終於尊重你的女性判斷力了。我和跟我一樣的其他人只能抱歉地說，我們拖得太久了。”
西莉亞誠摯地說，“先生，你的話使我非常愉快。”
接下來是投票表決。大家一致同意把這信條定為公司的正式方針。
費爾丁·羅思的信條影響巨大，但對一般公眾而言，其影響並不如西莉亞所希望的那樣大。
大夫們除少數例外，大都喜歡它。一名婦產科醫生的來信說：
請費心再寄我幾份，我將給一份配上鏡框，掛在我診室的牆上。我認為孕婦不宜用某些姑息劑，所以，如她們因我不開姑息劑處方而說我服務不周時，我當以此信條示之。
我們不相信對每種症狀都有藥可用。你們站在高度職業道德的立場，增強了我們的信心。祝願貴公司日益興隆！
給這大夫和許多來信索取的大夫再寄去了若干份。
持異議的大夫其反對的理由是，應由他們向病人建議什麼時候該用或不該用什麼藥，而不應由製藥公司來說三道四。不過從來信的數量看，這樣的醫生佔極小比例。
費爾丁·羅思信條由公司用廣告形式大量登出，但只登在醫藥及科技雜誌上。最初西莉亞主張在報紙上和一般刊物上登，但被人勸阻了，說是會引起醫藥同業公會的對立情緒，他們與食品藥物局一樣，對於在處方藥問題上直接與消費者打交道不滿。
或許就因為沒這樣做，報紙對費爾丁·羅思信條不很重視。《紐約時報》在金融訊息版刊登了短短兩段文字的報道。《華盛頓郵報》則在後面不顯眼的欄目裡登了同樣的報道。在其他報紙上只用作補白。電視方面，儘管公司的公眾關係部門設法請電視製片人加以宣傳，他們卻不予理會。
比爾·英格拉姆向西莉亞發牢騷說，“如果我們上市的藥，出現了事前未料到的有害副作用，那些電視新聞的典範人物就要扒我們的皮。可我們幹這類有積極意義的事情時，得到的卻只是幾聲哈欠。”
她回答說，“那是因為電視新聞本身過於簡單化。電視從業人員受的訓練是尋找震動大、效果快的訊息，所以避免需要動腦思索的新聞，因為那要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