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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九六一年——這是在安德魯發現諾亞的事，並和倫納德·斯威廷作了不歡而散的第一次談話的後一年——諾亞·湯森不當內科主任，也不參加醫院的醫務委員會了。這些變動究竟是湯森自己的主意，還是有人悄悄建議的結果，安德魯從來沒弄清楚。而且，從那以後，湯森的社會活動減少，待在家裡的時間比過去多了。在診所裡，他減輕了自己的工作量，多半把新病人推給安德魯和一個新來他們診所的年輕醫生奧斯卡·阿倫斯。
安德魯還是常替諾亞和病人擔憂，但因為看來沒出什麼大問題，安德魯就——眼下他才明白——只是聽之任之，不採取任何措施，等著發生什麼事情，同時又憑其主觀願望，以為不會發生什麼事了。
一直到這個星期。
事情的高潮到來時，它來得猝不及防，粉碎了安德魯的主觀願望。
起初安德魯只聽到不完全、不連貫的訊息。因為他懷疑並經過一番調查，很快他就能把發生的各種事按正確的順序串起來了。
事情開始於星期二下午。
二十九歲的庫爾特·懷拉齊克那天來到湯森大夫的診所，訴說喉嚨痛，噁心，老是咳嗽，還感到發燒。檢查證明，他喉嚨發炎，體溫102華氏度，呼吸急促。經過聽診，諾亞·湯森寫的病歷表明：他聽到受抑制的呼吸聲，肺羅音，胸膜有摩擦音。湯森診斷為肺炎，叫懷拉齊克前去馬上能收他住院的聖比德醫院，並說當天晚一些時候，再去那裡看他。
懷拉齊克並不是初診病人。他到診所來過好幾次了。第一次來是在三年前。那次他也是喉嚨發炎來的，當時湯森給他打了一針青黴素。
打針後的幾天裡，懷拉齊克的喉嚨恢復正常，但全身出現了發癢的皮疹。
皮疹說明他對青黴素過敏；他再也不能用這種藥了，因為將來的副作用也許很厲害，甚至危及生命。湯森大夫在病人的病歷上畫了紅星，鮮明地記下了這一條。
從那以後，懷拉齊克才知道他對青黴素過敏。
第二次，懷拉齊克因為生了小病又到診所來。諾亞·湯森不在，安德魯給他看了病。看病歷時，安德魯注意到禁用青黴素這點。那一次這條用不著，因為安德魯沒有開藥。
那一次——這是在大約一年半以前——是安德魯最後一次看到活著的懷拉齊克。
懷拉齊克按諾亞·湯森的吩咐去聖比德醫院後，被安置在一間已有三個病人的病房裡。很快一個寫病史的實習醫生來給他做正常的病情檢查。這是例行公事。實習醫生提的一個問題是，“你是否對什麼藥過敏？”懷拉齊克回答，“嗯——我對青黴素過敏。”問題和回答都記在病人的醫院檔案上。
湯森大夫信守諾言，後來是到醫院去看懷拉齊克的。但在去的之前，他打電話到聖比德醫院，吩咐給病人用紅黴素。實習醫生照著做了。既然對大多數病人來講，用青黴素治療肺炎是正常的，那麼，似乎湯森已經看到病歷上的過敏禁忌，或是他記得這點——或許他既記得也看到了。
那天湯森到醫院看懷拉齊克時，照理他會——或者說應該——看到實習醫生的記錄，從而再一次得到提醒：病人對青黴素過敏。
病人自己的背景也和後來發生的，或者說該發生而未發生的事情有關聯。
庫爾特·懷拉齊克是個溫和而安分的人，既未結婚也沒有好朋友。他是運輸公司的職員，一個人住，從各方面來看都是個“孤獨的人”。他住院後沒人來探望。懷拉齊克生在美國；父母是波蘭移民。母親已去世，父親在堪薩斯一個小城和庫爾特的未婚姐姐住在一起。他們是庫爾特·懷拉齊克在世界上僅有的兩個親人。但是他生病住在聖比德醫院的事，他沒有通知他們。
情況就這樣維持到懷拉齊克住院的第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