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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的先進領導人不得不依靠農村地區，那裡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保持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思想，在實踐中卻有了一種土地革命的經濟性質。在農村地區，共產黨希望最後終於能積聚足夠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國勢力不那麼牢固的城市基地進攻南京政權1，然後希望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進攻外國勢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壘。
但是帝國主義強國是南京反對共產主義的客觀盟友，而共產黨希望從世界無產階級那裡得到的援助卻沒有實現。雖然在《共產國際綱領》2中明確地承認，象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運動要勝利，&ldo;只有從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蘇聯]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rdo;，可是蘇聯事實上並沒有給予中國同志這裡所保證的&ldo;無產階級專政的援助和支援&rdo;，在程度上與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蘇聯給予蔣介石的相當於干涉程度的龐大援助，卻有援助國民黨中最反動的分子上臺的客觀效果。當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所採取的立場是不相容的‐‐這是蘇聯國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發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為這有引起國際戰爭、危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綱領的危險。儘管如此，必須指出，這個因素影響中國革命至巨。
中國共產黨人被剝奪了外國盟友，繼續孤軍奮戰，要爭取&ldo;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rdo;，相信國內外政治的深刻變化會帶來有利於他們的新力量。他們完全弄錯了。結果是引起一場長期的大動亂，給中國人民大眾帶來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後卻沒有生產子嗣。
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對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農村中，發展卻很慢。矛盾的是‐‐其實也是辯證的‐‐資產階級的農村貧血癥的來源也可以推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國帝國主義。因為雖然帝國主義很急於要&ldo;進行合作&rdo;，防止或鎮壓城市暴動，或城市暴動的可能性，但同時它卻在客觀上‐‐主要透過日本，遠東這個制度最大表面張力的焦點‐‐為這種服務勒索高昂的代價，其形式就是併吞新的領土（東北、熱河、察哈爾、冀東），脅迫作出新的讓步，劫奪屬於中國的新的財富。帝國主義侵略的這個最新階段壓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負擔，使國民黨不可能在農村地區進行必要的資本主義&ldo;改革&rdo;‐‐商業信貸、改進交通、集中收稅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對付農村不滿和農民暴動的擴散。而共產黨由於執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滿足很大一部分農民群眾的要求，掌握中國一部分農村的領導權，甚至在一種幾乎純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好幾個有力的根據地。但是同時，他們在城市中卻不得發展，而他們的敵人則繼續以城市為根據地。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認為，國民黨進攻蘇區妨礙中國人民實現他們要驅逐日本人的&ldo;民族解放&rdo;使命，國民黨自己不願保衛祖國證明資產階級領導的破產。共產黨的革命論點由此可見是言之有理的。但國民黨老羞成怒，反唇相譏說，共產黨企圖推翻政府，才使他們不能抗日，而在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前面繼續在內地採取&ldo;赤匪&rdo;行徑，妨礙了國內改革的實現。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辯證的是，這兩種說法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中國革命現階段的這個奇特的僵局，這個根本的軟弱性，基本上就在這裡。
在過去這十年內，帝國主義壓力日益嚴重，帝國主義為了在城市中保護中國買辦階級利益所索取的代價這麼高昂，頗有沖淡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黨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