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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縣劉家窪公社幹部劉松（化名）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抓住了！劉幹事，抓住了！”來人邊敲門邊興奮而又莫頭莫腦地報告著。
劉松在黑暗裡喝問：“誰呀！抓住了什麼？”
“劉幹事你忘了？我是梁洲大隊幹部楊兵（化名），你安排我們在地裡蹲守偷紅薯的，我們抓住了！現在已把人送到鄉上來了……”
劉松這才想起，六天前，自己包隊的梁洲大隊三隊集體地裡的紅薯被偷了好幾處。1960年的背景下，這顯然是“破壞農業生產的階級鬥爭新動向”。
公社領導評價“劉松同志階級鬥爭敏感性強”，工作中“敢幹敢鬥敢拼”。偷盜集體紅薯這種“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自然會引起駐該隊幹部劉松的注意，他親臨現場勘驗，瞭解情況，排查作案者……
劉松志在必得——參加工作後，儘管“階級鬥爭敏感性強”，工作中“敢幹敢鬥敢拼”，但因沒有太多業績，還是影響了提拔。所以，從接到報案後，劉松腦海裡馬上產生了鬥爭“靈感”：辦好此事，爭取進步！
六十年代初，具有劉松這種素質的幹部是很容易“進步”的——在破獲梁洲大隊三隊紅薯盜竊案不久，因“打擊盜竊活動”有功，劉松調任羅家窪公社治保主任。此後，劉“治保”“治理”自己轄下的移民更起勁了——為了讓一個叫李顯明的移民交代上訪的“罪行”，他採用“吊”、“抽”、“烤”等種種酷刑苦苦相逼。李顯明不堪折磨，投井而亡……
對李顯明的尋死，受到降級處分的劉松一直想不通：不就捱了點皮肉之苦
嗎，至於尋死嗎？當初，破獲梁洲大隊的案件時，案犯受的刑還比這狠呢……
的確，對梁洲大隊盜竊案的“案犯”是夠狠的。紅薯被盜之初，大隊、生產隊幹部都把懷疑的重點放在了朝邑縣魯安村來的移民身上。說這夥人都是解放前從山東逃荒到朝邑黃河灘安家的，這次修三門峽電站一下就遷移了46戶到梁洲大隊。平時，他們愛抱團，愛打架鬧事，最難管理。他們來梁洲大隊後，一直鬧沒有糧食吃，漫山遍野挖野菜。如今，這紅薯接二連三地被盜，肯定是移民乾的。大隊、生產隊幹部都建議先抓幾個來審，趁此機會治治那些不守規矩的移民；給他們一個下馬威。
劉松沒敢輕舉妄動。自庫區移民遷移到安置區後，不斷出現的一些事件已引起了不少風波——前不久，白水縣四關公社一個叫蘭新和的移民因缺糧而把自己的女兒以100斤玉米賣給黃龍的一戶人家，對方給了糧食前去領人時，捨不得把女兒給別人的蘭新和與其商議，讓女兒在家再住一段時間。後來，買主再去領人，已把100斤玉米吃完的蘭和新仍不給人。雙方發生衝突，蘭將對方殺死後自殺。此事在安置區幹部中傳達後，人們莫不驚惶。
澄城縣的移民為糧食、為居住等問題也出現了不少惡****件：楊家窪大隊王學林的婆姨誤吃有毒野菜被毒死後，留下一雙兒女沒人照料，成了大隊和生產隊幹部無法甩掉的“包袱”。
莊頭公社移民楊志文一家九口擠在一間有問題的窯洞裡，窯洞垮塌後把全家人都埋在裡面，無一生還。公社瞞報此事，移民四處告狀，鬧得滿城風雨……
眼下這種偷盜集體紅薯的事情雖然極有可能是移民乾的，但劉松想到：捉姦捉雙，抓賊抓髒，沒根沒據，抓來的移民不承認怎麼辦？於是，他對大隊、生產隊的幹部說：“還是你們辛苦一下，來個人髒俱獲再收拾他們，到時這些人也就無話可說了。”
當天，劉松調兵遣將，佈置了幾撥人馬每天晚上都在三隊的紅薯地周圍蹲守。才佈置下去三天，蹲守就馬到功成，作案者連連落網，四個偷盜紅薯的人被當場拿下——但偷盜者是本地生產隊的社員——這與劉松和村幹部們要“給移民一個下馬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