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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間，互相爭鬥，黨同伐異，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沒有包容，沒有尊重，利益衝突固然是緣由，但首先是思想上的敵意，沒有理解對方的願望和嘗試，便沒有自省和妥協。我想，這部紀錄片和龍應臺的書，正如她所宣示的，不是為了分辯誰對誰錯，而是懷著大悲憫，講述在國家機器的巨輪碾壓下，在時代風浪的萬頃波濤中，個人命運如一粒微塵一片樹葉的無奈和無常。因此，啟迪我們，作為卑微又寶貴的生命個體，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同情，互相尊重，互相關愛。而實現這一點的前提，就是抱持最大的善意，進而生髮出互相理解，互相體諒：善，才能解人意。

■　上輩人的歷史

理解他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談何容易。龍應臺不無愧疚地談到，自己是在母親已然失憶之後，才意識到應當儘快“搶救”上一輩人的歷史，停下手頭的工作和寫作計劃，開始了對“一九四九”的追尋和記錄。龍應臺在與參加首映式的觀眾分享感受時說：自己15歲那年，正與夥伴們打乒乓球，當巡警的父親看到警察分局的長官路過，迅即讓小夥伴們列隊站好，喊口令向長官舉手敬禮。那時她便確立自己一生的最大志向——做一個不必對任何人畢恭畢敬行禮的人。這個人生選擇能夠實現當然很好，但它是依賴一定社會條件的，我們的父輩很多時候並沒有選擇的權利，是生活環境塑造了扭曲了人的心性。她說，她批評臺灣現實的雜文《野火集》出版後，父親要求她不論在哪裡，最多3天之內必須給他電話報平安，“他總擔心我被裝在麻袋裡，用繩子扎住口，綁上石塊，扔進大海里。”追尋“一九四九”，她明白了他內心深處的恐懼，這麼深重這麼具體，其來有自。國民黨政權退守臺灣地區後，懷有恐共症，實行白色恐怖，就是這樣對付“匪諜”和疑似“匪諜”的批評者的。紀錄片展現了當年臺灣當局血腥屠殺真真假假“匪諜”的場地——臺北近郊的馬場町。看著大墳堆，槍聲彷彿在耳邊響起。

善，解人意（2）

有了對這段歷史的認知，我們也可以理解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何以那麼痛恨兩蔣的國民黨政權。紀錄片中他講，他的母親因為“匪諜”罪被殺害，父親也因而坐大獄；兒時的他，被當作賤民飽受屈辱和欺凌；哪怕又瘦又小，聽到同學稱他“匪諜的兒子”，就要撲上去與人打架。

與龍應臺的書一樣，紀錄片沒有迴避國軍“轉進”臺灣前抓壯丁當反攻本錢的史實，其中說到山東七所中學學生隨軍南下到澎湖時，強迫年長些的學生入伍，那個在河南打敗仗以致跛腿的司令官，示意衛兵當眾刀刺敢於表示異議的學生，並有7名教師被當成“匪諜”處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紀錄片中有個情節我很感動，有個“本省籍”的女子，回憶她唸書時，同學們欺負班上三兩個處於弱勢的“外省”同學，尤其厭惡天天誦唱什麼“三*義，吾黨所宗”，她們說“什麼吾黨吾黨”，那是你們“外省”人的黨；而訓導主任和教官來到班上對同學們訓話，並未倚仗強權給說這種話的同學扣政治帽子打壓，卻道“不是我們要來搶你們的地盤，我們也是不得已才來的”，竟然說得涕泗交流，感染得同學一起哭了起來。這就是平等待人、以誠示人、將心比心的力量。

在大轉折大震盪的時代，人如置身攪拌機中的一粒小豆子，常常身不由己，不知所終。講兩岸分治、島內族群矛盾，不能不追溯到臺灣光復，不能不談及中國抗戰期間日軍中的臺灣人，臺灣光復後他們進退失據的身分認同。日本人當然不會為他們作善後安置了，因為他們已是中國人；而在中國人眼中他們即便不是漢奸也是俘虜，至少替天皇打過仗不是一段光彩的經歷。他們應徵入伍時的榮耀成了恥辱，戰場上的犧牲成了罪過，他們的後人也抬不起頭。可是，他們有什麼罪過呢？更不要說他們的後人了。片中中年人鄭宏銘，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