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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方面，對社會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同時，又在原有宗教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與變革，相比中世紀宗教，很靈活自由，對人的約束性降低。五、社會輿論與監督在制約政治人物的同時，又為政治人物操弄民意提供了便利。六、在國際關係上，崇尚實力與利益原則，忽略德義。
無疑，“中體”與“西用”，其產生都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的。因而無所謂對錯，都對自個的國家民族產生的積極的作用與消極的作用。在近現代社會，在全球化時代，各國各民族基本上會遇上這種在文化及現實政治中自身的“體”與外來的“用”的衝突與融合的問題。“中體”與“西用”具有普遍性與時代性。因此，儘管沒對錯，在衝突與融合中，相互吸收與借鑑卻是必要的，也是客觀存在的。但這種吸收與借鑑，有主動與被動、主動與慎遠的差別。權宜與被動下的吸收與借鑑，通常是特殊時期的一種無奈。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到新中國成立，主流就是這種“權宜”與“被動”。而改革開放以來，則是以“主動”與“慎遠”為主流。但這種“主動”與“慎遠”，筆者以為，“主動”有餘，“慎遠”不夠。說白了，於“西用“的某些主要方面給予了更多的關注與借鑑，予“中體”的某些主要方面又關注與借鑑不足。此外，這種“慎遠”，上未深鑑中國曆代治亂，下未深明中國數世未來。而在治國治民方面，歷史的厚重性，文化的宏觀性與勢形的全球性等方面，思慮與涉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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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體西用——中國式民&；主？（4…6…1）
（4…6）中體西用——中國式民&；主？
“民之主為民”，是謂“民&；主”。此概念，將人民的爭所謂的權與利，轉變為，政府對人民權利的施與與保障。強調了政府的主動責任與義務，而不是迫使人民來爭權奪利，在合理的限度內，對人民的權利進行充分的保障。
前者的實現，有三點，一是政府的自覺，二是職責的約束，三是人民的推動（監督）。這三者能達到1＋1＋1＞3的效果，那麼，這種治理模式，是可以達到的。在這三點中，“政府的自覺”是根本的，首要的，“職責的約束”其次，“人民的推動”居三。這是一個本末問題，只有當“本”不足的情況下，“末”才應起作用去固“本”。而西方式民&；主，首要是“人民的推動”，其次是“職責的約束”，其三才是“政府的自覺”。
如果以三者的重要性來分割槽，前者權數比例應為：政府的自覺50％，職責的約束30％，人民的推動20％，而後者則為：人民的推動50％，職責的約束30％，政府的自覺20％。兩者順序相反，而這相反的順序，體現出來的就是，文化本質的區別。前者相信人本善，故強調自律，後者相信，人本惡，因而強調它律。自律重教化，其次是法制；它律重法制，其次是民意。
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於社會活動分工原則，人民與管理者的分工與職責是不一樣的。大家都有這樣的體驗，如果把不合適的人放到一個領導崗位，是不可能管理好國家的。中國歷史上因為世襲制，有許多不適任的君主，在這種不適任的情況，就最容易發生權臣、宦難與女禍。而西方式民&；主，在機制上，雖然以民意的力量加強了對執政與權力的監督，但一個非常重要的負作用，就是激發人心中的爭奪心，容易導致人慾膨脹，奢望一些非分之想。古人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情不可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