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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一個高階領導人一旦非正常下臺，就很少有機會再出現在電視熒屏和報紙雜誌上。人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人們也不知道他們此後的真實生活。人們更不知道他們此後的真實內心思想。人們甚至不知道曾經有過那樣的幾個領導人。他們屬於一個比老百姓更加沉默的階層。沉默並非無話可說。沉默不過是有話不說而已。
華國鋒沉默了。但他的行動有時卻在言說著什麼。人們多次在毛主席紀念堂看到了華國鋒的身影，於是那些持父子論的傢伙便解釋說華國鋒的行為正是拜祭親生父親，瞧，那又成了父子論的一大證據了。然而，來到毛主席紀念堂的華國鋒是真誠而嚴肅的。
那真誠的敬意不容猥褻。華國鋒的人格不容褻瀆。毛澤東的人格不容褻瀆。
物資匱乏不只是毛澤東的錯，毛澤東對於自身錯誤有著開誠佈公的態度，雖然餓死人的時候，是鄧的書記，而鄧也竟雖非將自身責任推脫的乾乾淨淨，但至少缺乏那樣一種坦蕩與誠懇。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主要是戰爭年代與冷戰時期。在許多個年頭中，軍備國防方面的投入與發展幾乎耗費了毛澤東的全部精力。戰爭年代的民眾生活水平怎麼能與和平年代的生活水平相比呢？何況那個時候的生產力水平與現在的差距還是滿大的。改革時期的生產力水平的進步速度與改革前期的生產力水平的進步速度相比，並沒有絲毫的優勢。改革所帶來的，不過是少數人的富足和多數人生活環境的被汙染。在一些人過著極度奢華的生活的同時，很多人，需要吃，需要穿，需要治病，卻沒錢。社會達爾文主義那一套，被用來解釋依靠特權所得來的財富。財富的多寡被解釋為對於社會貢獻的大小。民心向背的現實逐步彰顯。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哪個歷史時期象毛澤東時代一樣凝聚民心；也從來沒有哪個歷史時期象毛澤東時代一樣因為民眾利益而使得官僚集團內部產生那麼大的矛盾、鬥爭與分化。官僚集團總是有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趨向，有著將官權最大化並將民權最小化的本能。那是為毛澤東所強烈反對的。毛澤東永遠站在民眾利益的一邊。毛澤東不惜發動繼續革命來讓民權重新凌駕於官權之上。沒有人比毛澤東更為懂得官僚集團的本質屬性。貪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官官相護以更好地漁利於民；法律與道德為我所用，老百姓以法律的與道德的手段與他們是無法對抗的；欺上瞞下，上下其手，陽奉陰違，暗中謀求更多的利益。毛澤東並不認為民眾可以透過法律的手段來革命，毛澤東甚至趨向於認為革命與暴力永遠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的，而這樣的革命，也總是要帶來流血、犧牲和冤情。於是，就有了很多人將那流血、犧牲和冤情無限放大而將革命的正面思想價值與負面影響一起因噎廢食般的全盤否定。
正如改革開放不能因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部分惡劣後果而予以全盤否定，毛澤東所領導的暴力革命也並不能因為其所帶來的部分惡劣後果而予以全盤否定。
包括我母親在內的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很多人都不怎麼認同那個時代。他們認為那個時代總是物資匱乏，他們講述著那個時代一些無所作為的幹部在百姓餓肚子的時候，成天在外吃喝，回家還常常帶著肉類食品。他們看到的那些被批鬥至死的地主和其他壞分子，也都不是什麼壞人，甚至很多都是被冤枉的好人。他們反感於讀書的時候總是背誦著些什麼毛主席語錄，總是搞勞動，根本沒有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關於他們說的那些，我是不會去反駁的，我也反駁不了。
不可否認，在無論如何黑暗的社會，都有一部分有良知的人透過誠實而正當的努力獲取了財富與成功。我的一個姑奶奶，嫁到一戶肖姓的人家，解放前完全靠省吃儉用買下幾畝薄田，革命成功以後，所有的田地都收歸國有，重新分配，大多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