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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岳母陪蔣碧微一起過來，徐悲鴻微微吃了一驚，他的嘴上沒說什麼，但他知道，在這場夫妻對決戰中，他的敗勢又增添了一份。
徐悲鴻可以不理蔣碧微，但對這位善良又慈祥的岳母，他不能不理。1917年11月，徐悲鴻與蔣碧微攜手私奔日本，生米做成熟飯。而在上海蔣家，女兒突然失蹤，蔣碧微許配的查家又來逼婚，幾乎亂成一團，不得已，只好置一口空棺，以女兒病死為由搪塞過去。一年後，他們從日本回上海，蔣碧微不敢回家，便和徐悲鴻住在旅館裡。岳母知道後，瞞著她的父親，獨自過來看望，見他們經濟窘迫，又出資在民厚裡租了一間廂房，幫小兩口度過了最為艱難的時光。
關於在廬山的這段生活，蔣碧微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散元先生一家對我非常好，徐先生則默然不理。朋友們極為掇促我們同出同遊，我們曾登臨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衝淋。遊興雖濃，但是這些都不曾使我們之間的僵局，有開啟的希望。”
轉瞬半個多月過去，暑期接近尾聲。再過十來天，國立中央大學也要開學上課。
蔣碧微自己不好開口，便攛掇母親試探徐悲鴻的心思。母親既然陪女兒過來，自然希望他們夫妻和好，於是有意無意向徐悲鴻說，“立秋之後，一天比一天涼，也沒有帶更多的衣服，怎麼辦？”
徐悲鴻聽出了她的話意，怏怏而答：“有什麼怎麼辦？只好大家回去罷了。”
蔣碧微遠遠聽見，心裡一陣竊喜。辭職出國的事，當然也就從此不提。
《背纖》，孫多慈寫於1934年秋，刊《孫多慈描集》。
從九江下來，坐的是招商局江安號客輪，船經過安慶，停靠一個小時。徐悲鴻走出船艙，獨自立在甲板上。江岸之上，振風塔凌空而立，上矗雲漢；迎江寺群殿相擁，氣勢雄偉。孫多慈曾向他說過，這是安慶東城之外一大風景，俗有“過了安慶不說塔”之美譽。往西有樅陽門，進城往西北，一個叫汪家塘的地方，便是她的家。徐悲鴻看江面上正冉冉而起的太陽，大概還不到早晨6點鐘吧，此時的孫多慈，恐怕還在睡夢之中，她怎麼能想得到，在南城外，在江安號客輪上，徐悲鴻正對她苦苦思念呢？那一刻，徐悲鴻真想隨人流走下船去，在汪家塘方家大屋，找到孫多慈，不再回南京，而是隱進深山，做牛郎，做織女，過男耕女織的田園生活。
孫多慈《劉杏春女士》，寫於1934年春。
但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徐悲鴻仍舊是一個凡夫俗子，他的愛情觀，他的生活觀，都註定他無法如此超脫。
在遠處，蔣碧微一直在關注徐悲鴻的感情變化，直到大輪拉響長笛，緩緩離開碼頭，她才鬆了一口氣。
就在徐悲鴻乘坐的江安號離開安慶碼頭的同時，早早起來的孫多慈，在汪家塘方家大屋，在院子裡那株葡萄樹下，與父親孫傳瑗，正邊吃早點邊談心。早點是安慶特有的侉餅包油條，剛剛在街頭買來的，侉餅外脆內軟，上面撒有芝麻，一咬一口香。
孫多慈以圖畫滿分成績被南京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錄取的訊息，在安慶，算是特大新聞，自然不脛而走。安慶女中師生，更當是學校榮譽，四處傳播。但同時，關於孫多慈與徐悲鴻之間的流言蜚語，也傳到了安慶。更有甚者，有人從南京過來，還將刊有徐悲鴻與孫多慈花邊新聞的小報帶到安慶。孫多慈自然矢口否認，孫傳瑗見多識廣，雖然不是全信，但心裡多少還是有些擔憂。
父女倆有一句無一句地說話，但各自都揣有各自的心思。尤其是孫傳瑗，面對十九歲的女兒，說輕不行，說重也不行，只能點到為止。其中包括到中央大學後，如何與老師相處。如何與同性同學相處，如何與異性同學相處等。
孫多慈淡淡笑出聲來，“你不就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