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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憂鬱。他們都把目光投向他們身邊的律師。那律師是從本地請的，男的，四十來歲，開口代言：我覺得這個事情吧，其實挺簡單，賠多少錢不是最主要的。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製藥廠對自己僱傭的工人在廠裡工作時被人殺死，是不是一點過錯都沒有，一點責任都不承擔？廠裡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絕對沒問題，工人在廠裡工作的人身安全是不是完全有保障，四萍死在廠裡是不是完全屬於她自己負責的事，和廠裡無關？這些問題是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必須先說清。至於到底應該賠償多少數額，廠裡到底有什麼困難，能不能給這麼多，這個當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臉又轉向製藥廠這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剛要發言，羅保春卻搶了先。他虎著面孔衝對方的律師說：剛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殺了，你說是讓兇手賠你，還是讓法院賠你？
羅保春的話一下子把調解的氣氛變成了吵架的氣氛。對方律師毫不示弱地同樣抬高了腔調：如果是在公共區域發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負責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區域，比如在這個會議室裡，我被殺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衛工作有沒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衛工作和你們保春製藥廠一樣有那麼多漏洞的話，當然要承擔責任！
調解還沒開始就如此劍拔弩張，似乎連法官都沒想到的。老林一看這架勢，試圖把對方律師的話接過來，但此時羅保春臉色已經漲紅，像喝了酒似的，情緒已經失控，他大聲吼道：哪一個地方的保安沒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殺人，在哪裡下不了手？你們就是想借著死人對企業進行敲詐，我不是出不起這四十萬塊錢，我們保春製藥廠的總資產，加上我們的品牌聲譽無形資產，有一兩個億，我不是賠不起這四十萬！前幾天你們不是還有人私下裡找我，讓我出十萬塊就擺平這個事嗎？我不出！合理的賠償，我一百萬也出得起；不合理的賠償，我一分錢都不出！這些人，說難聽了簡直就是黑社會，我就是不相信政府和法院對我們民營企業的合法權利會不保護！
對方律師兩手張開，看著那位有些手足無措控制不了場面的年輕法官，表情和聲音都表現出極度的憤慨，他說：四萍和這些民工遠離自己的家鄉親人到平嶺來，為保春製藥廠做出了那麼大的貢獻，最後死在工作崗位上，連把她從小養大的父母都沒能見上一面。保春公司作為一家知名的民營企業，竟然如此沒有同情心，沒有起碼的道義！為了不賠錢，不但不對這個年紀輕輕的女孩遭遇這麼不幸的事表示憐憫，不對家屬表示同情，反而還要汙衊他們是黑社會的。你再這樣講，我們要控告你誹謗侮辱公民的人格。我的當事人雖然很貧窮，他們死去的女兒和她的夥伴雖然也很貧窮，但他們也有人格，也有保護自己名譽的權利……
隨著律師的強烈抗議，四萍母親的臉上熱淚縱橫；四萍父親的額頭青筋畢露，他用帶著口音的粗聲大嗓吼叫起來：你們還是人嗎？你們還能代表共產黨嗎，啊？
羅保春毫不客氣地回絕過去：我只代表我的廠，我又不是政府，我不代表共產黨！
四萍父親聲嘶力竭：你那個廠，還……還他孃的是共產黨的天下嗎？你他孃的比資本家、比過去的惡霸地主還狠，你的良心讓狗吃了嗎？啊！
四萍的母親一邊流淚一邊勸阻丈夫：……你不要講，讓律師講，你講不清楚的……
而丈夫的情緒已經難以控制：我有什麼不清楚！我就要問問他們還講不講公理！
羅保春也盡全力把聲音抬高：給你錢就是公理嗎？不給你錢就是不講公理嗎？你就是公理嗎？
會議室被爭吵和哭聲搞亂了套，年輕的法官終於表現出遲到的果斷，她厲聲說道：既然你們雙方是這麼一個態度，說明你們沒有調解的誠意。我最後再問你們一次，請問原告方有沒有調解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