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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班規定了&ldo;十不準&rdo;，比如不許請假，不許外出等等，完全是&ldo;坦白運動&rdo;時搞的那一套。這批幹部都是因為在工作中支援我，因而惹惱了他們。在學習班上便強迫他們交待工作中存在的所謂派性問題、反軍區的言論，同時還要求他們揭發黎原反對軍區的罪行。學習班持續了近兩年的時間，該班結束後，有的幹部被分配到生產建設兵團，大部分幹部得不到重用。1969年&ldo;九大&rdo;期間，因我兼任湖南省革委會主任，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但他們仍不甘心，想操縱選舉，四處動員、交底。最後我以微弱票數當選，得票數同當時因&ldo;二月逆流&rdo;靠邊站的老帥們差不多。他們想以此醜化、嘲笑我。當時就有同志戲稱：&ldo;黎原的得票數同元帥一樣多。&rdo;四十七軍調防西北後歸蘭州軍區，皮定鈞司令員想提拔我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個別人仍藉口我歷史問題尚未調查清楚，堅決反對。當時，皮定鈞主持正義，親自過問此事，並主動向總政主任李德生建議組織調查組，徹底調查。最後軍委決定由蘭州軍區、廣州軍區、總政各抽出三人組成工作組，共同調查。工作組為此調查了我在國民黨中央軍校十一期的同學、區隊長以及軍校政治處負責人。軍校十一期第二隊區隊長、復興社支部負責人王立哉（解放後任解放軍後勤學院教員），以及復興社成員王偉等都證明我在校時沒有加入過復興社。王立哉特意向組織報告：&ldo;關俊彥（我的原名）是農村來的，讀書時的成績也不突出，特別是他沒有什麼社會關係，不具備復興社社員的標準。我當時是復興社支部負責人，我們支部的七八個人我都認識，絕對沒有關俊彥。&rdo;工作組還到我的家鄉和戰鬥、工作過的地方，向許多熟悉、瞭解我歷史情況的同志進行調查。
經過兩年多的調查，最後工作組做出結論：黎原同志沒有政治問題，從未參加過特務組織。所謂受國民黨之命到延安長期潛伏更是無稽之談。黎原同志到延安參加革命，是經過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羅炳輝同志的介紹，經黨組織同意到抗大學習的。他參加革命後，在戰爭年代敢於同敵人英勇鬥爭，不怕犧牲；在和平建設時期，工作積極、努力，表現突出。我的老同學阮慶、廖政武也多次向組織證明：我們三人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介紹，一起到延安參加革命的具體過程。此事一直拖到1975年5月經葉帥批准，中央軍委正式任命我為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從此我徹底甩掉背負多年的政治包袱。四十七軍由湖南調防西北後，部隊能夠堅決完成軍區領導佈置的各項戰備、訓練、營建任務，特別是繼承了九旅吃苦耐勞的精神，受到軍區的表揚。從1971年開始，軍區領導就決定從四十七軍抽調一些幹部充實軍區機關和領導班子。經過認真考核和嚴格挑選，四十七軍數十位師團職幹部陸續調到蘭州軍區機關和寧夏省軍區新的工作崗位。繼我之後，四十七軍先後又有5人調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兩人升任副政委，提拔了20多名正、副軍職幹部，師團職幹部更多。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四十七軍的幹部是有工作能力的，四十七軍決不是他們所汙衊的&ldo;土匪部隊&rdo;。而留在湖南工作的原四十七軍幹部，大都受到迫害、排擠，沒能充分發揮他們的能力和受到重用。
我上任之時，正趕上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原福州軍區韓先楚司令員調任蘭州軍區任司令員。韓司令員是&ldo;四野&rdo;的老領導，參加過抗美援朝，對我的工作能力和以往的表現非常瞭解。根據新領導班子的分工，我負責分管作戰事宜。
一上任，我就陪同韓先楚司令員赴酒泉飛彈發射基地視察。每到一處，都同廣大指戰員交流，瞭解國防戰備建設情況，並針對不同情況，同基地指揮員一起制定作戰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