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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的惡化，是直接促使百姓思變、青年「左傾」的主因。同時也造成了嶺大風氣的改變。嶺大是教會大學，校園環境優美，有如世外桃源。學生一向不大理會政治的。但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已不由你不理了。早在陳寅恪作《哀金圓》之前的兩年左右，國民黨的「大廈」已經有了「將傾」的跡象。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軍事的逆轉。本是國優共劣的，漸漸轉為國共相持、互有進退。踏入一九四八年，劉（伯承）鄧（小平）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共軍戰略進攻的序幕；陳（賡）謝（富治）兵團渡過黃河、挺進豫陝鄂邊；陳（毅）粟（裕）野戰軍攻入豫皖蘇，三路大軍，互相配合，馳聘於江河淮漢之間，與國民黨互爭先手，逐鹿中原了。
而這個時期的金應熙，也好像開始把自己研究的重點從學術而轉向政治了。他應學生的要求，舉行不定期的時事報告，他是綜合外國通訊社加上新華社所發的英文稿的，資料詳實，分析全面，很受學生歡迎。每次都有「爆棚」之盛。
對我而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容慶和，容慶和當時在香港《大公報》工作。金應熙則正在致力於「四裔學」的研究，「四裔學」是研究古代中國邊疆少數民族的一門學問，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聽就頭痛。有一天他和我談起容慶和，說容是他朋友之中對解放戰爭的進展最為關心也最為熟悉的人，各個戰場的變化，雙方的兵力部署、番號等等他都有研究，比當時上海一家知名雜誌（《觀察》）的軍事記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說後微帶感喟地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了』的東西，他熟悉的是現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更「有意思」的是，過了不到兩年光景，我也入了《大公報》，和容慶和（筆名沙楓）【35】成為同事，沒多久更從同事而成為好友。他聽了我轉述金應熙這段話，也是微喟笑道：「他怎麼倒羨慕起我來了。我做的資料工作，誰都能夠做。他研究的『四裔學』，卻有幾人能夠。那才更有意思呢。」沙楓在《大公報》，是「左派」眼中的「右派」，他只是個腳踏實地的新聞從業員。
又過了四十年光景，我才知道金應熙當年何以曾有志於「四裔學」的研究，又何以感喟頓興之故。雖然這個原因並不是從金應熙口中說出來的，卻見之於他的筆底。在金應熙晚年為陳寅恪所寫的評傳中，談及陳寅恪在德國留學期間的所得，「二十世紀前期的東方學者研究曾以我國周邊各族歷史和佛學翻譯文學為其重點之一。陳寅恪求學德國時的教師也大都有這方面的專長……他回國後深入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多所著述，開設『佛教翻譯文學』和『蒙古源流研究』等課程」。「我國周邊各族歷史」的研究，即金應熙曾有志於此的「四裔學」也。陳寅恪任教清華時，對研究生的指導包括五個方面（請恕此處不詳述。有興趣者請看金著，或李玉梅著之《陳寅恪之史學》），其中頗有與「四裔學」相關，或可以劃入「四裔學」範圍者，如「蒙古文、滿文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者之研究」等。金應熙盛讚：「（以上各門）都是陳寅恪在留學時研究有素而在我國當時還幾乎是全新的學術領域。」「新領域」、「死東西」可以構成一副妙聯，而四十年前後，對「四裔學」認識的差異，亦構成了巨大的反諷。
其實金應熙也不是不認識「四裔學」的價值，否則他不會在戰火紛飛的日子還放不下。他受乃師的影響致力「四裔學」，受時勢的影響放下「四裔學」，原因固明明白白，感喟亦自自然然。是誠所謂剪不斷理還亂也。
研究轉向的例子不只一個，另一個更顯著、也對金應熙更具深遠影響的是經濟學。他不但自修，還上經濟系的課。旁聽一位劉先生開講的「經濟史」。這是經濟系學生必修的課程。大學課程，除非特別標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