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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這種事情完全應該告御狀，到天子那裡討說法。可是，曾國藩沒有這麼幹。冠冕的理由，他是這麼說的：&ldo;為臣子者不能為國家弭大亂，反以瑣事上瀆君父，方寸竊所不安&rdo; 。誅心而論的話，我想他首先是擔心沒有勝訴的把握，更擔心僥倖勝訴，還得提防日後的報復。因為，上告的話，被告只能是鬧事標兵，而調查取證卻得由巡撫、提督來做，不利於原告，那是肯定的。即使萬歲聖明，明斷萬裡之外，判原告勝訴，也不過殺幾個標兵抵罪而已。而再次哄鬧，保不準就真得搭進去自己這條命。左右權衡，於公於私，告狀都是下策。那麼，不能靠告狀出了這口惡氣，還能忍辱包羞在長沙混下去麼？斯文掃地，將來還怎麼和這一城的文武談公事、修私誼？尊嚴盡喪，將來還怎麼對下屬發號令、施獎懲？輾轉反側，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於是，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鬱悶的欽差選擇了逃避。
八月十三日，曾國藩以就近剿匪為由，奏稟移駐衡陽，於省城發生的變亂隻字不提。第二天，帶領屬下（包括患難之交塔齊布）啟程南下。
一、每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決裂
曾國藩到衡陽後，一面下鄉剿匪，一面擴充湘軍，準備辦成六千人的陸軍，和江忠源統帶的四千楚勇（其時此軍在江西援守）合為萬人大軍。擴軍的最大原因，當然是長沙的傷心事大大刺激了他，認為光靠綠營的力量&ldo;斷不能辦此賊&rdo;，只有&ldo;別樹一幟，改弦更張&rdo;，純靠湘軍的力量，不摻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綠營，才能&ldo;驅馳中原，漸望澄清&rdo;。塔齊布勇猛異常，稍缺謀略；羅澤南勤懇紮實，拙於交際。擴軍之舉，能夠引以為助、且有能力相助的，就只有王錱。所以一到衡陽，他就寫信給王錱，告訴他這個想法。王錱則正為羅澤南
援贛部隊中四位陣亡同學感到哀憤，發誓要募勇添丁，為之報仇。於是一拍即合，定下了擴軍的計劃 。
二人計劃的初稿，是總共招募六千，辦一支復仇的&ldo;義師&rdo;，其中由王錱統帶二千，並自籌餉銀萬兩。可是到省城後，王錱卻改變了計劃，招募人數擴充到萬人，餉銀也由自籌變為官撥了。
長沙之變後，省城官吏都成了曾國藩的私敵，誰都想看他的笑話 ，但是一則因為他掌握著二三千人的精銳部隊，湖南境內防剿還有賴於他；二則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人物，所以場面上還得予以支援，兵事、餉事、吏事，不得不讓他幾分。孰料王錱到省城，向行政長官門披露了擴軍計劃，對於曾國藩的私敵們來說，不啻是一個驚喜。王錱善戰，而出身低下，倘若在軍餉、軍備上予以支援，幫助他辦成此軍，必然不像曾國藩那麼難以控制。同樣是公費，給曾、給王，沒有區別，那麼有此機緣，當然傾全力支援王錱，而把曾國藩晾在一邊了。所以，王錱才得以更改招募計劃。
資源有限，全力支援了王錱，曾國藩所得必然減少。軍餉不再按時發給，領取武器彈藥也備受刁難，曾國藩及其所部漸漸被邊緣化，眼看就要處於若存若亡的困境。日復一日，土匪越剿越少，曾軍在全省防務上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額外的軍餉沒有來源，則擴軍之說等於空談。擴軍倘不果行，則屆時代表湖南出境討賊，必然是人多錢足的王錱，而不會是兵單餉絀的曾國藩了。曾國藩探知此中關節後，大為惱怒。可是，無名火終歸是無名火，只能自己憋著。唯一可行的，無非希望以情動人，以理服人，把王錱從敵對陣營中爭取過來。
他給王錱寫信，說一貫愛重他&ldo;馭士有方&rdo;、&ldo;忠勇奮發&rdo;，就像古代的劉琨、祖逖，自己則到處說項，毫無嫉妒猜疑之情。這是以情動人。然後筆鋒一轉，說以前說好的是成立&ldo;義師&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