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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信，我們可以瞭解到曾國荃的態度，即不論好說歹說，&ldo;情願一人苦掙苦支，不願外人來攪亂局面&rdo;。信首所謂&ldo;來書不忍卒讀&rdo;，無非就是曾國荃在病重戰苦的情況下，猶欲獨力&ldo;苦支&rdo;，不願外人攪局。兵事固然苦不堪言，然觀乎大勢，終必有成功之日；淮軍來援，兵事稍得緩解，而功名利祿俱須分去大半，其苦又更甚於前矣。譬如公司創業，理念、技術、產品俱佳，獨於流動資金稍感缺乏，然自忖只需咬緊牙關勒緊褲帶，似亦能度此難關，此後必是苦盡甘來，前程似錦。忽有人焉，願意投資入股，而條件苛刻，要佔權利之大半，創業者稍有骨氣、志氣，必不肯苟且答應。曾國荃之志，即此創業者之志；其表現固為貪戀功名，其本質卻是艱苦卓絕，較之全無實際、沽名釣譽者，不啻霄壤。正因為這份理解，曾國藩才不得不尊重曾國荃的意見。此時此地，尊重曾國荃的意見，就是尊重五萬湘軍將士的意願，更是尊重那一種雖九死而未悔、歷百折而不撓的精神。所以，我們要正確理解&ldo;不得弟覆信，斷不輕奏先報&rdo;這句話，此決非僅僅照顧家門之內的兄弟私情；倘若當日戰天京者不是曾國荃，而是其他湘軍將領，我相信，曾國藩也會如此表態，也只能如此表態。最早披露此三通書信的黃濬，無疑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說：
&ldo;清與太平天國之爭，至甲子（同治三年）春大勢早定，金陵之摧，計時以俟而已。然在當時，局中之焦慮，局外之謗譏，正不知如何沸騰。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懼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書和盤托出。吾人與其嘲為天人交戰，毋寧佩其謀國之至忠。蓋其家庭骨肉之間，私書諄複，其權衡利害，褒貶是非，亦不過如此，則亦不失為得性情之正者。宜左文襄有&l;自愧不如元輔&r;之嘆也&rdo;。
同治一朝，號為&ldo;中興&rdo;，乃由中央、地方合力而成；地方軍政固然有曾、李這樣的名臣大帥操辦一切，主持中樞朝政的慈禧、奕訢也決不是泛泛之輩。曾、李固然能一唱一和，造出拖延之局，中央未必就不解風情，聽不出弦外之音。然而，中央與地方，&ldo;聖主&rdo;與&ldo;微臣&rdo;，地位不同，立場各異。諭旨全是官話，只問遲速而不徇私情，無暇照顧三人間的兄弟之情和師生之誼。因此，五月八日後，連續下達了四道催促助剿的命令。
五月十六日：&ldo;前經迭諭李鴻章拔兵助攻金陵，能否親往並飭令該撫酌辦。現當事機緊要之時，李鴻章務當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辦，力圖共濟，不準稍有推諉&rdo;；
五月十九日：&ldo;李鴻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拔兵助剿，或親往會攻，毋稍避嫌推諉&rdo;；
五月二十九日：&ldo;前據李鴻章奏……兵力難分；……著仍遵前旨，於所部各營內挑選精壯便捷善於攻城者二三千人，即交劉銘傳等帶赴金陵。……該撫或俟長興得手後，統率諸軍助攻金陵，不必定俟湖州克復&rdo;；
六月四日：&ldo;李鴻章仍遵前旨，俟長興克復，赴援金陵。並令劉銘傳等督帶選鋒先行，馳往助剿&rdo;；
前二首語氣嚴峻，後二首略形鬆緩，何其前倨後恭如此？不用說，李鴻章的&ldo;死扛&rdo;產生了效果。上次曾國藩催調黃翼升，他悍然抗命，不惜撕破臉皮，其所得力處，在&ldo;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rdo;一語；這次逡巡滬上，緩緩&ldo;遵辦&rdo;，不斷&ldo;推諉&rdo;，也是活用這九字秘訣。五月三十日，淮軍克復長興，似乎再沒有藉口逗留江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