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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郭沫若,那些工農出身的將相們表面上應該是很尊敬的,但羅點點的回憶告訴我們,他們對郭沫若內心卻頗有鄙薄。&ldo;脫黨&rdo;一類的議論,羅點點這樣的孩子能聽到,說明他們的父輩在議論郭的這類&ldo;重大問題&rdo;時並無多少避諱。他們不太避諱地非議郭沫若,則說明郭沫若實際的政治分量並不像外表上看起來的那麼重。郭沫若的孩子與羅點點們是同學和遊玩夥伴,那些將相們對郭的議論完全可能傳到他的耳裡。聽到這樣的議論,郭沫若該有一份惶恐吧。羅點點回憶錄中又寫到:
大約是1960年,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一部新編歷史劇。這是郭老寫的一部為曹操翻案的戲,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ldo;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rdo;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許多人都笑了。毫無疑問,當時那位將軍和他周圍的人都是非常&ldo;自己人&rdo;的,康生也是非常權威的革命理論家。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裡,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竟然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們會有跟隨爸媽和其他長輩去外地度假的機會,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剛剛建好的水庫、電站,都會有郭老龍飛鳳舞的題字。大人們有時會用一種調侃的口氣說:&ldo;又是郭老的。&rdo;
所謂&ldo;為曹操翻案的戲&rdo;,即郭沫若的歷史劇《蔡文姬》。郭對歷史劇情有獨鍾,而為現實政治服務則是他編撰歷史劇的基本原則。發表於1959年的《蔡文姬》顯然也是為其時的現實政治服務的,也仍然是郭沫若這支&ldo;黨喇叭&rdo;裡發出的聲音。但羅點點的回憶錄讓我們明白,對郭沫若的這種表現,那些工農出身的將相們並不打心眼裡佩服。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認為郭應該拒絕做&ldo;黨喇叭&rdo;。對於那些有著某種程度的獨立立場、對現實發出批判聲音的知識分子,他們是痛恨的。四十年代的王實味和五十年代的&ldo;右派&rdo;,都讓他們痛恨。但像郭沫若這樣一心一意地做&ldo;黨喇叭&rdo;,又令他們瞧不起。羅點點說到,由於受父輩的影響,他們這些孩子也時常在談到&ldo;郭老&rdo;時出言不遜,並說:&ldo;我們之所以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當時共產黨記憶體在著的對知識分子輕視和不信任風氣的影響吧。&rdo;羅點點的父輩們當然有著對知識分子的&ldo;輕視和不信任&rdo;,但他們在談到郭沫若時表現出的&ldo;輕佻和不以為然&rdo;,他們對郭沫若到處題字的&ldo;調侃&rdo;,卻並不能用一般意義上的對知識分子的&ldo;輕視和不信任&rdo;來解釋。他們對郭沫若的態度其實表現的是一種人之常情:對那些敢於批判我們和與我們為敵者,我們會痛恨、憎惡,而那些處處順著我們的人,我們又會鄙視、輕蔑。羅點點還寫道:&ldo;但是我們不知道,與此同時,在許多知識分子眼裡,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只是個&l;黨喇叭&r;。&rdo;這樣看來,1949年後的郭沫若,既未贏得工農出身的將相發自內心的尊敬,也讓廣大知識分子發自內心地不尊敬,真有點左右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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