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けろ荒政と地主佃戶關係”，《東洋史研究》第27卷第4號，1969，頁69～111。
＇60＇ 參見高王凌：《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61＇ 黃六鴻：“養民四政”，《皇朝經世文編》卷28。
＇62＇ 《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頁201…202、80…84、296。上述那些，也許可以稱之為以稅收作為劃分階級的（唯一）標準，但這也是蘇聯（1928年）曾經實行過的方法，見金雁：《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103。
＇63＇ 如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奏：以捐監論之，如一家收谷千石，昔年穀賤不過賣銀五六百兩，今可齎銀千兩，捐監兩三名，去谷四五百石，餘谷仍可賣銀五六百兩，是貧民食貴徒為富戶捐監取贏，富戶日利其貴，欲遏之賤不可得也（乾隆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第三分冊“倉儲項”，檔案號1147…013）。
＇64＇ 馬戞爾尼使團成員約翰·巴羅（Barrow）在《我看乾隆盛世》中寫道：財富在中國不像在其他國家那樣受到法律的重視，因而也沒有得到同樣的保護。在歐洲的政府中，財富幾乎在任何場合都可以施展其影響力，使人們百般依賴。在中國，富人不敢承認自己富有，因而財富帶來的一切歡愉和快感都喪失殆盡，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頁279。
＇65＇ 《聖祖實錄》卷213；按：此即乾隆十三年高宗閱《山東通志》所載聖祖“減輕田租”、“贍養佃戶”之諭。
＇66＇ 《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頁54…60；關於國家、地主、農民三者關係的研究，參見白凱：《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地租、賦稅與農民的反抗鬥爭》（中譯本 ＇67＇ 如高宗諭，災荒之時，富戶“擁倉庾以自利，固屬為富不仁”（乾隆八年五月己酉，《高宗實錄》，卷193
＇68＇ 乾隆二年閏九月二十九日高宗諭，《乾隆朝上諭檔》第一冊，頁226。
＇69＇ 有研究表明，在財產糾紛中，富戶或債主的權益從未得到充分的保證；如在債務清償上，往往只歸還部分利息或本金即可，參見滋賀秀三：“中國法文化的考察”，《知識分子文叢》之一，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
＇70＇ 參見高王凌：“清代有關農民抗租的法律和政府政令”，《清史研究》2000：4。
＇71＇ 參見高王凌：“一個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第八章二節。
＇72＇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0，第一章一節。按：此書的缺憾，如伯重本人所說，“是沒有從宏觀的角度對明清江南工業的發展進行分析”（頁33）。又，伯重於1988年以前，尚未考慮過這一問題，仍“沉溺於西方中心主義史觀中而不自覺”（頁36），但這樣是否就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和究竟怎樣看待“西方中心主義”，有些問題還需考慮。
＇73＇ 《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03…205。
＇74＇ 如“藪牧”是指畜牧業；所謂“山澤之利”，是指金玉銅鐵等礦冶、齒牙革角竹木等手工業原料的發掘，以及鹽業等；即令是“園圃”，也不歸小農所有和經營。李零的談話，1989。
＇75＇ 《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189…190。
＇76＇ 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24…227。
